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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联合国法律委员会。
关于海洋法公约的辩论暂时休会，但外交博弈从未停止。郑怀舟在代表团驻地的办公室里，仔细阅读着刚从国内发来的长篇指示。指示肯定了他利用科学报告争取主动的策略，同时提出了新的要求：
“……鉴于美、苏态度微妙分化，宜扩大统一战线。当前重点：一、加强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的非正式磋商，探讨在‘历史性权利’与‘航行自由’间寻找平衡点的可能方案，可暗示我在资源开发合作上持开放态度；二、利用英国与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问题上的矛盾，争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智利等对我‘自然延伸’原则的理解或至少不公开反对；三、针对日本（流亡政府）代表，继续在法律层面施压，可适时提及二战历史责任与战后安排，削弱其道德立场；四、对苏联之‘有条件支持’，保持接触，可探讨在‘科学验证’程序和国际监督机制上的技术性合作可能，但须警惕其将议题引向‘国际共管’方向……”
指示最后强调：“联合国舞台系长期博弈，非一役可定乾坤。当前目标在于确立原则、争取同情、瓦解对手阵营、为后续具体谈判积累筹码与规则设计主动权。尺度把握，因地制宜。”
郑怀舟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这份指示将法律委员会里的唇枪舌剑，与共和国在整个亚太乃至全球的地缘战略紧密捆绑。他不仅要当一名出色的国际法律师，更要成为一位在复杂多边外交中精准落子的棋手。
他召集团队开会。“我们需要分三步走。”郑怀舟铺开一张标满各国代表名字和立场的图表，“第一步，由张副代表负责，以‘学术交流’名义，邀请印尼、马来的海洋法专家共进晚餐，非正式探讨‘共同开发’的概念框架。第二步，李专员，你设法与阿根廷代表团建立联系，从他们对福克兰群岛的法理主张切入，寻找共同语言，表达我们对拉美国家维护海洋权益斗争的理解。第三步，关于日本……我们需要一份更有冲击力的材料。”
他看向团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一位曾留学东京、对日本近代扩张史有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博士。“小陈，你在一周内，整理出一份简明但证据确凿的报告，重点突出1895年《马关条约》后日本对我东南沿海岛屿的非法侵占历史脉络，以及战后相关国际文件（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对日本领土范围的界定。注意，只陈述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依据，不做情绪化渲染。这份报告，要在下次委员会会议日本代表发言后，作为背景材料‘适时’散发给所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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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苏联方面呢？”有人问。
“我来亲自处理。”郑怀舟重新戴上眼镜，“莫洛托夫抛出‘科学验证’和‘国际认可’，是想设置障碍，也是想摸我们的底牌。我们可以接招，但要把‘验证’的标准和‘认可’的程序，引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比如，提议成立一个由各主要沿海国科学家组成的‘技术专家小组’，制定科学标准，而小组成员资格和标准制定权，就是我们要争取的。”
战略清晰，团队立刻行动。郑怀舟知道，在联合国这个巨大的多棱镜面前，每一个国家都在试图折射对自己有利的光线，同时遮蔽不利的阴影。共和国要做的，不仅是发出自己的光，更要巧妙利用镜面之间的角度和反射，让这束光被更多人看到、甚至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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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那座可以俯瞰城市的中式庭院书房里。
一份汇总了西域、东欧、联合国三条战线最新情况的绝密报告，被安静地放在宽大的紫檀木书桌上。穿着深色中山装的决策者坐在桌后，窗外是江南四月迷蒙的烟雨。他没有立刻翻阅报告，而是将目光投向墙上那幅巨大的、标注着共和国疆域及周边态势的军用地图。
西域的“棱镜”正在布设，东欧的“暗尺”面临暴露风险，联合国的“法理之光”正在折射……三条线，三种不同的博弈形态，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核心目标：在充满遏制与敌意的国际环境中，为共和国争取生存空间、发展时间和战略主动权。
秘书悄无声息地走进，将一杯新沏的龙井茶放在桌角，低声道：“刚收到的消息，美国驻瑞士大使馆武官，昨天‘偶然’出席了一场有沈钧儒小组两名成员参加的工业技术研讨会。虽然双方没有直接接触，但美方人员对与会的中方人员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
决策者端起茶杯，吹开浮叶，轻轻啜了一口。“告诉沈钧儒，按计划撤离。东欧的‘窗口期’可能即将关闭，但我们已经拿到了最关键的东西。下一步，重心要转向消化、吸收、以及……开辟新的、更隐蔽的渠道。”
“是。”秘书记录，“西域方面，王奎请示，是否可以对苏方的渗透尝试，进行一次‘有限但明确’的反制？比如，在其侦察队可能渗透的路径上，预设一次‘意外’的伏击或抓捕，但不公开。”
决策者放下茶杯，思索片刻。“可以。但尺度要精确掌握。目标不是杀伤，而是传递清晰信号：我们清楚他们的把戏，我们的底线不容试探。行动要干净，不留把柄，事后可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对方相应层级‘暗示’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既要让他们感到痛，又要让他们无法借题发挥升级事态。”
“联合国方面，顾维钧和郑怀舟请示，关于与苏联在‘科学验证’程序上的接触，是否可以给予一些更具体的授权？他们担心涉及主权敏感问题。”
“告诉他们，原则可以谈，程序可以设计，但核心标准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可以同意成立专家小组，但小组成员提名权、科学数据的最终解释权、以及验证结论的通过机制，必须坚持平等协商，一国一票，并且任何结论不得自动成为有法律约束力的划界依据。这既是底线，也是我们可以用来分化美苏的筹码——美国同样不喜欢‘国际共管’。”
秘书一一记下，犹豫了一下，又说：“另外……南线‘昆仑团’的赵铁柱团长再次来电，他们根据‘疑点A’的线索，已经基本确认了印军据点秘密通道的存在和大致走向。他请求授权，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技术性的‘通道验证与干扰’行动，旨在瘫痪其秘密通行能力，施加心理压力。”
决策者的目光再次落回地图，聚焦在喀喇昆仑山那片洁白的区域。“批准。但强调三点：第一，行动必须绝对隐蔽，不能被对方抓现行；第二，目标仅限于破坏通道通行功能，不得造成人员伤亡，不得越界；第三，行动成功后，通过前线非正式接触渠道，让对方‘猜’到是我们干的，但绝不承认。我们要的是他们疑神疑鬼、驻守不安的效果。”
命令化作电波，飞向遥远的边疆、大洋彼岸和外交前线。共和国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同时在打磨三面性质迥异的“棱镜”：一面折射军事信息，控制对手认知；一面窥探技术深渊，汲取成长养分；一面汇聚法理之光，塑造规则环境。
雨丝轻轻敲打着书房的窗棂，庭院里的芭蕉叶在风中簌簌作响。决策者再次端起茶杯，目光穿透雨幕，仿佛看到了帕米尔的冰雪、纽约的会场、东欧的港口。这三面棱镜折射出的光影，正在悄然改变着共和国与世界对视的角度，也一点点塑造着这个古老文明在新时代的命运曲线。
无声的丈量，从未停止。而在丈量之中，力量的对比、态势的优劣、乃至未来的走向，正在发生着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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