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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就是要擅长商事，这样才能赚取丰厚利润，而非血本无归。
其三，在工商业尚未充分发展前，商人交易的不过是各地剩余物资。
就像方才举例的齐王封地梨贱伤农，楚王封地橘贱伤农那样。
商人通过买卖调节各地剩余物资，使其产生更大价值。
实际上，在我看来，当前商人的发展程度和数量还远远不足。
因为大明各地每年仍有大量物产，由于交通不便或无人收购，
导致这些物产无法外销，创造更大价值。
比如蜀锦，在川蜀与应天府的价格就天差地别。
川蜀盛产蜀锦，而应天府却不出产。
“若无商贾贩运，川蜀的蜀锦恐怕会贱至几十文一匹，而应天府百姓则无缘得见此等精美织物。”
“然商贾若众，利之所趋，自会将川蜀富余的蜀锦贩至应天，乃至大明各府州县。”
“贱买贵卖，本是商贾本性。”
“然此间，川蜀百姓可售出对其而言不甚值钱的蜀锦，获利倍增。”
“商贾藉此低进高出，亦能牟利。”
“朝廷通过征收商税，府库充盈。”
“应天府乃至大明各地百姓，皆可享用精美蜀锦。”
“此乃四全其美之事。”
“其四，若投身工商之民过多，以致供过于求。”
“则从业者所得银钱自然减少。”
“当百姓发觉工商之利不如耕种，甚或难以果腹时。”
“自会弃工商而返农事。”
“此乃市井之自我调节。”
“百姓非愚钝之辈，岂会明知无利可图仍趋之若鹜？”
“其五，陛下所忧百姓趋工商而荒田亩之事。”
“实关乎不事稼穑者之多寡。”
“重农抑商之本，正在节制此类不事生产之人！”
见朱元璋、马皇后及太子朱标、朱樉、朱棡、朱棣等面露惑色，燕长倾详解道：
“所谓不事生产者，即如陛下、娘娘、诸位殿下及臣这般不亲事农耕之人。”
“换言之，便是需他人供养之辈。”
“宗室皇亲、朝堂百官、勋贵世家、天下胥吏、百万将士、豪强地主、商贾匠人等等。”
“皆属此类仰食于民者。”
“今大明人口约六千万之众。”
“其中兵卒约占百万。”
“勋贵世家约十万至二十万。”
“文武百官及胥吏亦十万至二十万。”
“豪强地主之流，约二十万至三十万。”
“商贾与百工匠人，总数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
“不事生产之众，合计约一百六十万至两百万。”
“陛下定三十税一之制，六千万除三十，得两百万。”
“是以，不事生产者不逾两百万之数。”
“则六千万百姓尚可自给，兼养此两百万之众。”
“若逾此数，必损五千八百万百姓生计。”
“田赋若过三十税一，或苛捐杂税相加逾此限。”
“则不事生产之额必减，五千八百万百姓亦受其害。”
“百姓生计既困，则必生变乱。”
“历朝历代，莫不如此。”
“究其根本，或是不事生产者众，或是赋税苛重致可养之数减。”
“终使力田之民不堪重负，遂生变故。”
“陛下重农抑商，实为限此不事生产之数。”
“使百姓得以自存，犹有余力供养他人。”
......
燕长倾言罢，慨然长叹。
古之不事生产，与后世大异。
古之所谓不事生产，即不事农耕。
不耕则无食。
非一人两人无食，乃数十万乃至百万之众无粮。
何以古制田赋多为三十税一？
盖因需三十力田之民，方足养一不事生产者！
此制之根本，在于亩产仅两石之故。
亩产既薄，则九成五之民不得不缚于田亩，不得脱身。
超过九成五的百姓在田间辛勤劳作，平均亩产仅两石左右。这般微薄的收成，勉强维持生计之余，还要供养那百分之三到五的不事生产者。
燕长倾曾言商人能通过钱财流通创造更多财富，调节物价。这般道理，历代先贤岂会不知？若真无人看透，三十税一的田赋税制又怎会延续至今？
即便明白其中关窍又如何？真正手握国策大权的先贤，往往已是皇室宗亲、文武勋贵或世家大族中的一员。阶级立场使然，鲜少有人愿为百姓长远利益牺牲自身及家族利益。
商鞅这般愿为理想赴死的狠人终究罕见。多数智者选择重农抑商，实则是为限制不事生产者数量——若商人阶层膨胀，必将挤占权贵后代享受特权的名额。
试问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是会为百姓生计主动削减子孙特权，还是打压商人保全自家富贵？答案不言自明。死道友不死贫道，自古皆然。
商人数量若不加以限制，其子孙后代便会占据更多不事生产的名额，从而长久维持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
至于底层百姓能否生存，并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