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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农工商，岂能相提并论！
士人通晓诗书，明辨礼法；才高者可安邦定国，才浅者能治理县乡，自当以士治国！
农夫耕种田地，收获五谷，上供朝廷赋税，下养家中老小，理应以农为本！
工匠各怀技艺，制作器具，对国家也有贡献，但比起士农终究逊色，故而位列第三。
至于商人，既不耕作也不劳作，专靠贱买贵卖牟利。对国家无大益，对百姓更是盘剥，自然排在末位！
这样划分，有何不妥？！
燕长倾干脆地回答：当然不妥。
朱元璋身体前倾，目光炯炯：愿听高见！
燕长倾从容道：先说商人。陛下认为商人不事生产，只会投机取巧。那请问，商人难道不纳税吗？
朱元璋嗤之以鼻：商税怎能与农税相比！
燕长倾笑道：确实比不上。昨夜我卖琉璃获利八百八十七万两，按三十税一该纳二十九万五千六百两。我大方些，直接交三十万两。
一夜赚九百万，却只需缴税三十万，商税确实微不足道。
幸好这笔钱里，三成归陛下，三点五成归各位殿下。朝廷或许吃亏，但陛下和殿下们稳赚不赔。
农皇商会有陛下和殿下入股，能分得六成半利润。但其他商人日进斗金，却只需缴纳微薄商税。即便赚三五千万，也不过缴一两百万税银罢了。
“陛下圣明，商人虽对社稷贡献有限，与黎民缴纳的赋税相较确实微不足道。”
殿中，太子朱标与诸皇子朱樉、朱棡、朱棣等人皆以崇敬的眼神望向燕长倾。
这般场景已非初次，然每逢此刻，众皇子仍不禁心生钦佩。
普天之下，敢在洪武皇帝朱元璋面前如此绵里藏针、暗含讥讽者，唯燕先生一人而已。
若换作旁人，怕是早已身首异处多时。
......
朱元璋何等敏锐，当即察觉燕长倾弦外之音，蹙眉道：倾言下之意，是嫌咱定的商税太轻？！
燕长倾坦然应答：确实过轻，甚至可谓轻若无物！不过商税乃至赋税体系本就错综复杂，此事容后再议。
且说方才议题，其一于国而言，商人纳税便是尽忠报国。只要缴纳税银，便是为国效力，于社稷有益。
所谓商人无益之说，不过是陛下所定商税过低的缘故。若按十税一计，臣此番八百八十七万两收益，当纳八十八万七千两商税。
这仅是一介商贾所纳，若合计天下商贾，其数更为可观。农户岁赋不过两征，而商贾一日交易何止两笔？
每笔交易皆须课税。若能重视商税，莫说与农税持平，即便超越亦非难事。
北宋时两税尚占岁入五成六，至南宋已降至二成余。同期商税骤增，渐成朝廷支柱，非农税收更占岁入大半。
北宋皇佑至治平年间，商税比重约四成。及至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专卖已占四成九，连同各项杂税，非农税收达七成九。
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税等专卖收入占比逾五成六，加上各类杂税，非农税收更攀升至八成四有余！
“大宋鼎盛之年，国库进项高达一亿一千六百余万缗，商税实为支柱。”
“若仅靠农税，或陛下施行的三十税一商政，断无可能充盈至此。”
“宋时商税虽多弊端，然弊病归弊病。”
“单看这笔巨额商税，便知其中蕴藏何等财源！”
“陛下欲使大明如宋般富庶，必当重商税之道。”
燕长倾此言一出，朱元璋与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等皇子皆神色凝重。
马皇后初次听闻宋代岁入，不禁以袖掩唇，面露惊色。
大宋虽称，然其财力之雄厚，确为历代之冠！
那一亿一千六百余万缗的岁入，纵有虚报，实额亦当在一亿之数。
如此惊人的国库收入，远超汉唐盛况。
更难得的是，宋朝岁入常年维持在八千万至一亿之间。
相较其他王朝巅峰不过四五千万之数，实乃天壤之别！
唯清朝后期岁入可与之比肩。
然清前中期岁入 ，乾隆至道光年间，岁入多在四千万两徘徊。
道光朝前，田赋占七成以上，关税盐课不足三成。
所谓康乾盛世，工商之利实则有限。
直至洋务运动兴起，工商税赋方见增长。
光绪十一年，田赋降至四成八，关税升至二成二，盐课占一成，新增厘金亦占一成九。
至光绪三十四年，清廷岁入首破两亿，方超越宋制。
然此间存一大疑：晚清已兴近代工商。
当蒸汽机车驰骋，电灯照耀之时，这般王朝，可还算得封建旧制？
从一个农业国度迈向工业强国，这还能叫封建王朝吗？
燕长倾收起笑容，正色对朱元璋说道：
陛下认为商人不事生产、不劳而获、无一技之长，臣不敢苟同。
就以大明各地行商为例。商人若要贩卖货物，首先得调查各地物价，分析买卖风险与收益。
接着投入大量本钱采购货物，再长途跋涉运往他处售卖。这期间耗费的脑力体力，难道不是一种生产劳作？
只不过这种劳动不像农夫耕田那样显而易见。但正如陛下每日临朝理政——百姓虽未亲见，难道就能说陛下没有治国？
况且商人若途中延误，遭遇盗匪或天灾，很可能血本无归。若非精通商道者贸然从商，非但赚不到钱，反会赔光家底。
如此，怎能说商人不事生产、不劳而获、无一技之长？
至于陛下说商人是百姓的吸血蛀虫，臣亦不能完全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