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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初春的南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息。城虽已克，但胜利的喜悦早已被一种无形的、日益紧绷的张力所取代。北伐军内部，左右两派的矛盾已近乎公开化，街头巷尾的冲突、报纸上的攻讦、军中不同派系军官间的冷眼相对，都预示着风暴将至。楚云飞对“四一二”的预见，已从模糊的担忧变为铁一般的确定。他知道，最后摊牌的时刻，正在以小时为单位迫近。
唐纳德后续传来的零星密电，以及他自己通过军中渠道捕捉到的种种迹象——异常的人员调动、秘密会议的频繁召开、对左翼人员监视的加强——都像不断收紧的绞索，勒得他几乎窒息。那个“不进行大规模直接预警”的冷酷决定，在每一个目睹进步青年慷慨激昂、却对即将到来的屠杀一无所知的夜晚，都如同毒蛇般啃噬着他的良心。他可以为了长远大局选择沉默，但无法坐视某些特定的人——那些他曾并肩作战、心怀理想、对革命有不可或缺价值的人——毫无价值地牺牲。
在极度的挣扎与煎熬后，一个极其冒险、但或许是唯一能两全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成形。他不能大规模预警，但他必须对最核心、最关键的人物，发出一次终极的、无声的警告。这警告必须绝对隐秘，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且接收者必须拥有足够的智慧和警觉来解读。
精心策划的“偶遇”
三月底一个细雨蒙蒙的傍晚，南昌城内一家并不起眼的、专营文房四宝和旧书的老字号“文墨斋”。这里是楚云飞通过秘密渠道确认的、与中共方面有某种隐秘联系的联络点之一，安全性相对较高。楚云飞换上一身深灰色长衫，戴着礼帽，独自一人，如同普通顾客般踱进店内。他事先已确认，这个时间段，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周身边的机要秘书、同时也是黄埔毕业的可靠同志陈某，会按惯例来此取一份伪装成古籍的党内文件。
店内光线昏暗，弥漫着墨香和旧纸的气息。楚云飞假装浏览书架，眼角余光时刻注意着门口。当那个熟悉的身影准时出现，与柜台后的老掌柜低声交谈时，楚云飞知道，机会只有一次。他迅速扫视四周，确认没有可疑眼线。
就在陈某接过包好的书册，转身欲走的瞬间，楚云飞仿佛不经意地与他擦肩而过。“啪嗒”一声，一个看似不小心从楚云飞袖中滑落的、没有署名的牛皮纸信封，掉在了陈某脚边。
陈某下意识地弯腰捡起，正要递还，却对上了楚云飞深邃如渊、带着某种极度凝重甚至是一丝悲悯的眼神。楚云飞没有说话，只是极轻微、却无比坚定地摇了摇头，用眼神示意他收起信封。随即，楚云飞压低帽檐，如同普通顾客般，迅速消失在门外的雨幕中，整个过程不过两三秒。
陈某心中剧震，他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立刻意识到这绝非偶然。他强压住内心的惊涛骇浪，不动声色地将信封塞入怀中，快步离开。
致命的信封
回到绝对安全的密室，陈某屏住呼吸，用特殊药水处理了信封。信封内没有信纸，只有一张薄如蝉翼的、用密写药水书写的便笺，字迹是经过刻意扭曲的左手笔迹，内容极其简短，却字字千钧：
“风紧，速收帆。名单：王（荷波）、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及沪、粤、鄂工会、农会首领。清党在即，手段酷烈，万勿迟疑。知名不具。”
这封警告信，没有点明时间、地点、具体执行者，但其核心信息骇人听闻：“清党在即”，直接点明了事件性质；“手段酷烈”预示了血腥程度；而那份不完整、带有推测符号（？）的名单，则精准地指向了当时在上海、广州等地工人运动中最为活跃、也必然被敌人视为眼中钉的核心领导人物。发出警告者显然知道内部情况，但无法完全确定某些人的确切行踪或党内化名，故用问号提示，这反而增加了信息的真实性。最后“知名不具”更是暗示了传递信息者的特殊身份和处境。
陈某冷汗瞬间湿透了内衣。他立刻意识到这封警告信的极端重要性和致命性。他不敢有丝毫耽搁，通过最紧急的渠道，将这份警告连同样貌描述（虽楚云飞做了伪装，但陈某凭借记忆勾勒了大致轮廓）火速呈报给周。
当周在秘密驻地看到这封译出的警告信时，一向沉稳的他，脸色也瞬间变得无比凝重。他反复审视着那几个名字和关键词，结合近段时间观察到的所有异常动向，他完全确信，这是一次来自敌方阵营高层、或极其接近权力核心的同情者，冒死发出的、真实度极高的终极预警！其价值，无法估量！
“是他……一定是他……”周脑海中瞬间闪过楚云飞的身影，想起汀泗桥战后那次深夜长谈，想起他话语中隐含的深意和忧虑。只有他，既有渠道获知如此核心的阴谋，又有能力用这种方式传递出来，更有动机甘冒奇险做出此举。
“立刻向中央发报！用最高密级！内容……”周迅速口述了电文，要求上海、广州等地的组织立即启动紧急预案，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名单上的同志转移、隐蔽，并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同时，他严令：“消息来源，绝对保密，仅限于核心极少数人知悉，切不可外泄，以免危及信使！”
这封“无声的警告”，如同一道划破沉沉夜空的闪电，虽然未能照亮整个黑暗，却为在屠刀落下前抢救最宝贵的革命火种，争取到了也许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它无法改变历史大势，但或许，能改变一些具体个人的命运。
发出警告后，楚云飞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又仿佛背上了一座更沉的道德大山。他独自站在南昌行营的窗前，望着窗外无尽的夜色和雨丝。他不知道这警告能起到多大作用，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因此幸免于难。他做了他所能做的、极限范围内的事情。剩下的，只有听天由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