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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仔细审阅了研究小组数易其稿后形成的初步设想方案。
方案措辞非常谨慎，大量使用了“研究”、“探索”、“加强”、“优化”、“适时考虑”等字眼。
将具体的机构调整建议包装在“适应新形势需要”、“提高工作效能”的框架下，并辅以大量来自教育整顿中发现的具体问题作为论据。
方案最后强调，所有设想都需报请部党组批准，并在部党组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
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适当时机，先行在局机关进行试点探索，待取得成熟经验后，再研究是否及如何在全路公安系统推行。
韩东对方案基本满意，他知道，这只是一块“敲门砖”，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说服部领导。
时机选择至关重要，韩东没有在整顿工作仍在进行、成效尚未充分显现时贸然抛出机构改革的设想。
他耐心地等待着，整个1979年秋天和1980年春天，教育整顿按照既定步骤扎实推进。
试点单位的经验不断总结，专题研究小组的报告陆续成形，一些业务层面的改进措施。
如跨地区情报快速通报机制、派出所勤务优化试点、重点装备内部调剂管理办法草案等。
开始在部分单位试行，并取得了一些积极反馈。
铁路公安队伍的风气和精神面貌有了可见的改善，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效能也有所提升。
1980年5月，在年度公安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韩东认为时机基本成熟。
他精心准备了一份综合报告，标题为《关于当前铁路公安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及加强自身建设的若干思考与建议》。
报告前半部分系统总结了教育整顿以来发现的主要问题、试点经验和业务改进措施及成效，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后半部分，则委婉但清晰地提出了“为进一步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确保铁路运输安全长治久安。
建议对系统内部职能配置及运行机制进行必要优化调整，以强化指挥效能、补齐专业短板、提高整体战斗力”的核心观点。
并将那份研究的初步设想方案中的核心内容，以“内部研究建议”的形式，作为报告附件。
他首先向分管公安工作的王副部长做了单独、详细的汇报。
汇报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韩东没有空谈理论，而是从基层派出所负担调研中反映出的多头请示现象。
装备保障研究中揭示的技术支撑薄弱等具体案例入手，层层剖析，说明现有机制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环节。
“王部长，我们搞教育整顿，不能只治标，也要想办法固本。”韩东诚恳地说。
“现在基层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也摸索出一些改进工作的办法。
但如果大脑’和‘中枢神经’的运转不够优化，指挥协调不够灵敏高效，专业支撑不够有力，下面再努力，效果也会打折扣。
我们研究这个优化设想，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各级机关更好地履行领导指挥职责，更有效地支持和服务全路公安工作，绝不是为了改而改，更不是搞什么‘新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