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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年的密信，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吉安府衙和更上层的权力圈层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吉安知府张汝贤，一位浸淫官场多年的老吏，接到密信后，并未立即表态。
他捻着胡须，在书房内踱步良久。
吴永年所奏，直指地方积弊核心，若能借此东风，或可成就一番政绩。
但刘家……乃至其背后可能牵连的更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更重要的是，他隐约听闻，那位在南昌府的宁王殿下，近年来对地方事务“关切”日增，而刘家似乎与宁王府的某些属官有过往来。
“这个吴永年，还是太年轻气盛啊……”
张汝贤轻叹一声。
他提笔回了一封措辞含糊的公文，既肯定了清丈田亩的重要性，要求吴永年“稳妥办理，勿激民变”，又暗示“地方安宁为重，遇有难处，可详加斟酌，徐徐图之”，并只字未提对刘家的具体支持。
这等于将皮球又轻轻踢了回去，既不得罪推行新政的朝廷，也不愿轻易卷入地方豪强的泥潭。
然而，吴永年通过特殊渠道直送通政司的密信副本，却以更快的速度，摆在了西苑精舍朱厚照的御案之上。
一同呈上的，还有石文义附上的简短情报，点明泰和县刘家与江西宁王府长史司一名属官有姻亲关系，且宁王近年来在南昌广蓄田产、结交江湖人士，其动向“颇堪玩味”。
朱厚照看着这两份文书，眼神骤然锐利。
他推行新政，最忌惮的便是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地方势力与宗藩可能的勾连。
吴永年一个七品知县，敢于直面地方豪强，其勇气可嘉，但其处境之险恶，亦可想而知。
“传杨廷和、石文义。”朱厚照声音低沉。
片刻后，两人奉召而至。
朱厚照将吴永年的密信和石文义的情报示之。
杨廷和看完，眉头紧锁：“陛下，清丈田亩，触及根本，地方阻力之大，意料之中。然刘家之事，竟隐约牵扯宁藩……此事需慎之又慎。宁王乃陛下叔父，镇守江西，若无确凿证据，轻易动之，恐惊扰宗室，引发朝野非议。”
石文义则道：“陛下，吴知县处境危殆。刘家既敢威胁知县，其嚣张可见一斑。若朝廷不为吴知县撑腰，则清丈之令，在江西乃至更多地方，恐成一纸空文。且宁王府动向，锦衣卫已留意多时，其虽无明面悖逆之举，然广纳亡命、私蓄甲兵、结交官员，确有不臣之嫌。此次或可借清丈之事，稍加试探，观其反应。”
朱厚照沉吟不语。
他深知，宁王朱宸濠素有野心，在正德朝时期确实发动了叛乱，但是具体时间线有点记不清楚了。
如今虽时间略有提前，但其野心恐怕早已滋生。
改革内部，必然会搅动这些潜在的危机。
“吴永年不能倒。”
朱厚照最终决断。
“他不仅是清丈的先锋，更是朝廷威严在基层的象征。石文义，着你选派精干人手，秘密前往泰和，一则保护吴永年安全，二则协助其搜集刘家及可能关联势力的罪证，尤其是土地隐匿、勾结胥吏、以及……与宁藩往来的实证！记住，要秘密进行，非到万不得已，不得暴露身份。”
“臣遵旨！”石文义领命。
“杨先生，”朱厚照又看向杨廷和，“以内阁名义，给江西布政使司去一道措辞严厉的廷寄，申明清丈田亩乃国策，凡有阻挠、懈怠、乃至威胁朝廷命官者，无论涉及何人，严惩不贷！为吴永年站台，但暂不点明宁王之事。”
“老臣明白。”
杨廷和躬身。
他知道，这是皇帝在投石问路，既要推进改革，也要敲山震虎。
就在朝廷暗中布局的同时，泰和县内的局势也在发酵。
吴永年采纳了周教谕的建议，暗中接触刘氏内部不得志者和知晓内情的佃户，果然有所收获。
一名刘家远支子弟，因常年受嫡系排挤，提供了几处刘家利用族人名头隐匿田产的关键线索；一名曾被刘家强行“投献”田产的小地主，在吴永年承诺保障其产权后，也松口愿意作证。
然而，刘文炳也非坐以待毙。
他一方面动用关系，向府城、省城乃至京中的故旧写信，渲染吴永年“酷吏扰民”、“破坏乡梓”，另一方面，则开始串联县内其他几家大户，准备联合向县衙施压。更有风声隐约传出，刘家已派人携带重礼，前往南昌……
吴永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来自地方的明枪暗箭，来自上官的暧昧态度，都让他举步维艰。
但他手中也握有了初步的证据，以及……一份来自京城、经由特殊渠道送达的、盖有通政司密印的简短回执，上面只有四个字：“朕已知之，放手去做。”
这简短的四个字，如同定海神针，让吴永年心中大定。他知道，自己并非孤军奋战。
泰和县，这个赣江畔的小城，已然成为了帝国改革与守旧势力、中央皇权与地方宗族，乃至可能牵扯的藩王激烈博弈的前沿阵地。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