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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殿阁议中“开海”之议，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京官圈子。一时间，朝野哗然，物议沸腾。
都察院的御史们如同被捅了的马蜂窝，奏疏雪片般飞入通政司。言辞或激烈，或恳切，核心皆指向“祖制不可违”、“海禁乃安邦定国之本”。
有引经据典，痛陈海上贸易导致白银外流、世风日下之害的；有忧心忡忡，断言开海必引倭寇、西夷觊觎，致生边衅的；
更有甚者，直接将矛头指向新任首辅杨廷和，弹劾其“妄更祖制，居心叵测”。
就连一些原本对杨廷和抱有期望的中间派官员，也对此议深感不安，私下议论纷纷，认为新首辅此举过于激进，恐非国家之福。
压力，如同无形的潮水，汹涌地拍向文华殿，拍向杨廷和。
然而，令人玩味的是，面对如此汹涌的反对声浪，乾清宫却异乎寻常地保持了沉默。
皇帝既未对任何弹劾杨廷和的奏疏进行批复，也未就“开海”之事明确表态。
司礼监将那些言辞最激烈的奏疏留中不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一些就事论事、讨论具体财政困难的奏章，得到了“着户部议处”或“知道了”这类常规批示。
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官场中人，最擅长的便是揣摩上意。
皇帝的沉默，在许多人看来，并非不关注，而是一种默许，一种对杨廷和“抛石问路”行为的纵容和保护。
陛下是在等待，等待朝堂上不同声音的充分交锋，也是在观察，观察杨廷和如何应对这第一波、也是最凶猛的一波压力。
杨廷和身处风暴中心，却显得异常镇定。他并未上疏自辩，也没有利用首辅之权压制言路。
每日依旧准时到文华殿处理政务，主持阁议，对漕运、新军、节流等既定事项推进得不疾不徐。
在一次非正式的场合，面对几位前来“规劝”他的老成官员，他语气平和地解释道：“诸公之忧，廷和岂能不知？然诸公可曾细算过，去岁东南沿海，仅查获的走私商货，其价值几何？未曾查获者，又几何？如此巨利，尽归私门，而朝廷府库空空，边军嗷嗷待哺，此诚可痛也！廷和提出‘再议’，非为即刻开海，实是希望诸公能正视此‘利’之所在，共同思忖，如何能将此‘利’取之于国，用之于民，而非一味固守‘海禁’二字，对此巨利视而不见，坐视国用日蹙。”
他将争论的焦点，从虚无的“祖制”和“道义”，巧妙地拉回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困局”上。
这让一些原本只是基于惯性反对的官员，也开始暗自思量。
与此同时，一道不起眼的敕令通过兵部下发至东南沿海各卫所：“近来海防废弛，着各卫所整顿战船，操练水卒，严密巡哨，以防不虞。”这道命令合情合理，旨在加强海防，并未引起太多注意。但结合朝中正在热议的“开海”之议，其背后或许也蕴含着未雨绸缪的深意。
几天后，一次小范围的御前奏对。在场的仅有杨廷和、李东阳及户部尚书。
户部尚书再次陈述了国库的窘境。朱厚照静静听完，目光转向杨廷和：“杨先生，开源节流，乃当务之急。除却宫中及各衙门用度裁减，以及清理盐政、田亩等长远之策外，于眼前，可还有能速见成效之法？”
这话问得颇有深意，似乎给了杨廷和一个机会，又似乎什么都没说。
杨廷和心领神会，躬身答道：“回陛下，节流之策，已在进行。然欲解燃眉之急，仍需广开财源。臣前日于阁议中，曾提及东南海利……此事虽争议颇大，然其利之巨，确可纾解部分国用。臣愚见，或可不必骤开海禁，但可先于个别紧要且易于管控之处，尝试恢复官方主导的‘市舶’贸易，严格管制，重征税榷，既可充实国库，亦可借此整饬水师，厘清海疆。此为权宜试点之策，可行与否，尚需陛下圣裁。”
他没有再提“开海禁”，而是用了“恢复市舶”、“权宜试点”这样更温和、更具操作性的说法。
朱厚照沉吟片刻，未置可否，转而问李东阳：“李先生以为如何？”
李东阳沉吟道：“杨元辅所虑，亦是为国谋利。然市舶之事，关乎海防、外交及地方安定，若行试点，地点、人选、章程，皆需万分谨慎，务求万全。”
“二位先生所言，皆有道理。”朱厚照终于表态，语气平稳，“开源之事，确需多方设法。市舶与否，兹事体大，不可不慎，亦不可不察。这样吧，杨先生可先将此议，以及诸位虑及之处，草拟一份详尽的条陈，将利害、步骤、风险及应对，一一剖析明白，呈报于朕。待朕细览之后，再行定夺。”
“臣，遵旨。”杨廷和躬身领命。他知道，陛下没有反对，就是最大的支持。
让他草拟详细条陈，意味着此事已从“可否议论”阶段，进入了“如何操作”的实质性探讨阶段。这已是顶着巨大压力，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皇帝的默许与引导，如同为在风浪中行驶的舟船提供了隐隐的航标。
杨廷和知道，他接下来拟定的那份条陈，必须足够扎实，足够谨慎，才能经受住即将到来的、更猛烈的风暴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