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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贵赴任漕运总督，雷厉风行。
他并未急着大规模撤换官吏，而是首先稳住了漕运的基本盘，确保南方漕粮能够继续北运。
同时，他带着一批自己从宣府带来的、精通核算和刑名的幕僚，开始从漕运的终端——通州仓场入手，进行暗访。
通州，作为漕粮北上的最终目的地和储存中心，其仓场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粮食的安全和损耗。
文贵深知，漕运途中固然弊端丛生，但仓场更是贪腐的重灾区，且因其靠近京师，关系网可能更为复杂。
他微服简从，巡视通州各大仓场。表面上，仓廒俨然，粮垛整齐，账目清晰。但文贵是何等样人？他在边镇多年，与粮秣、军饷打交道，对其中的猫腻了如指掌。
他很快便发现了问题：仓廒地面潮湿，通风不畅，部分粮垛底层已有霉变迹象；仓场胥吏对待运粮军户和民夫，态度倨傲，索要“晾晒费”、“入库费”等名目繁多的常例钱；更有甚者，他发现有些仓廒的存粮数量，与账册记录存在细微但持续的差额。
文贵没有打草惊蛇。
他暗中派人盯住了几个嫌疑最大的仓场大使和书办，同时让幕僚秘密核对近几年的仓场出入记录与漕运总督衙门、户部的相关账目。
很快，一条大鱼浮出了水面：通州西仓大使吴靖，与户部山东清吏司某主事、乃至宫中内官监的某些宦官，存在可疑的资金往来，且其家人在京城购置宅邸、店铺的支出，远远超过其俸禄所得。
文贵立刻将此事以密折形式，直接奏报皇帝。
他在密折中详细列举了发现的疑点和初步证据，并强调：“通州仓场之弊，恐不下于淮安。若任由其发展，则南粮北运，十成恐有三成耗于途中，二成损于仓场，抵达军民手中者，仅余半数！此乃动摇国本之巨患！”
这份密折，如同又一记重锤，敲在了紫禁城和朝堂之上。
朱厚照览奏，震怒之余，更多的是冷静。
他预料到漕运整顿不会一帆风顺，却没想到终端仓场的腐败也如此触目惊心。
这证实了他之前的判断，整肃吏治必须系统性地推进。
他立刻召见司礼监首席王岳和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
“文贵所奏通州仓场事，尔等如何看？”朱厚照的声音听不出喜怒。
王岳躬身道：“皇爷，若文总督所奏属实，则内官监恐有失察之责。老奴恳请皇爷允准，由司礼监派人，协同查案。”他主动请缨，既是为了表明态度，也是为了将调查权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被锦衣卫或文官完全主导。
石文义则沉声道：“陛下，锦衣卫已对赵德明案有所跟进，发现其与通州仓场亦有些许间接关联。若陛下下旨，臣可立即派人锁拿吴靖及相关人等，严加审讯，必能撬开其口！”
朱厚照看着二人，心中明镜似的。
王岳想介入，是为了控制影响，保护宫内势力；石文义想抢功，是为了展现锦衣卫的能力。这都是人之常情。
“不必兴师动众。”朱厚照摆了摆手，“吴靖不过一小吏，其背后定然有人。打草惊蛇，反为不美。”
他沉吟片刻，做出了部署：“王伴伴，司礼监可派员，以巡查仓场供奉内廷用度为名，进驻通州，暗中配合文贵调查，重点是厘清与内官监的牵连。石卿，锦衣卫继续秘密调查赵德明，并扩大范围，将通州仓场这条线也纳入其中，注意搜集书证、物证，寻找吴靖与京官、乃至其他势力往来的实证。没有朕的旨意，不得擅自抓人。”
他再次采用了双线并行的策略，让司礼监和锦衣卫相互制约，同时又共同服务于调查目的。
而他本人，则居于中枢，掌控全局。
“此外，”朱厚照对王岳补充道，“告知文贵，朕准他临机专断之权。若遇紧急情况，或证据确凿，可先行拿下关键人犯，但需即刻奏报。朕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证据链，而非屈打成招的口供。”
“老奴/臣遵旨！”王岳和石文义齐声应道，心中各自凛然。皇帝的手段，愈发老练了。
通州仓场案的调查，在皇帝的直接指挥下，悄无声息却又高效地展开了。
文贵得到了司礼监和锦衣卫的暗中配合，调查进展迅速。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线索开始指向京师，指向户部、工部，甚至指向了某些勋贵之家通过白手套在仓场进行的利益输送。
一股更大的山雨欲来的压抑感，笼罩在京城官场的上空。
所有人都感觉到，皇帝掀起的这场吏治风暴，远未结束，反而正在向更深处、更高处蔓延。
淮安案，或许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斗争，将更加残酷，也更加考验每一位局中人的智慧和立场。
朱厚照愈发感觉到这大明朝，这至高之位的压力和需要匹配的能力，已不仅仅是自己当初清河市“书记”那个位置的能力和责权，就能通盘做好的了。
前路漫漫，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