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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和嬴政、李斯瞬间了然。
秦法之严，尚有酷吏横行，何况宋朝相对宽松？
官吏的执行力与操守，永远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再有就是触动利益太广，反对力量强大。 新法打击了谁？大地主、高利贷者、大商人、享有免役特权的官僚地主阶层。”
“这些人能量巨大，在朝中代表就是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程颢程颐等一大批元老重臣和文人领袖。他们组成‘旧党’，激烈反对新法，攻击王安石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说他是与民争利的小人。朝堂之上，党争激烈，互相攻讦讦，耗费了巨大精力。”
“党争……”嬴政眼神冰冷。
这正是他深恶痛绝之事。
李斯也感同身受，任何改革必遭既得利益者反扑，如何压制是关键。
“还有就是新法本身操之过急，部分设计脱离实际。王安石性格执拗，急于求成。比如青苗法，理论上低息是好事，但忽略了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一旦遇到天灾，农民还不上贷款，就被官府逼债，甚至家破人亡。”
“免役钱虽是取代徭役，但对贫困农户来说，现金支出也是负担。方田均税法工作量太大，技术要求高，地方官执行能力有限，反而扰民。保甲法的训练也增加了农民负担。”
“再有就是过于理想化，忽视人性弱点。”
“王安石认为只要法令设计得好，就能顺利推行，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想状态。但他低估了官僚体系的腐败惰性，低估了执行环节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低估了改革阻力的顽固性。”
“他太依赖皇帝支持，一旦神宗动摇或去世，新法立刻倾覆。”
“还有其他的原因。天灾影响。变法期间，恰逢北方大旱，流民遍地。反对派趁机攻击新法，尤其是青苗法，说这是‘天怒人怨’。虽然王安石反驳说‘水旱常数，尧汤不免’，但灾情确实给反对者提供了口实，动摇了神宗的决心。”
赵天成分析完，牢房里一片沉默。
扶苏脸上的兴奋褪去，代之以深深的思索和凝重。
原来再好的蓝图，也会毁于执行、毁于人性、毁于利益之争、毁于天时地利。
隔壁耳房，嬴政的手指在案几上缓缓敲击。
王安石的失败，如同一记警钟。
大秦的变法，该如何避免这些陷阱？
吏治、利益集团、改革节奏、应对意外……桩桩件件，都需要更周密的筹划。
李斯更是冷汗涔涔，感同身受，变法之路布满荆棘，一步踏错，万劫不复。
“先生，”良久，扶苏才涩声问道，“如此说来，王安石变法……竟无一可取之处吗？”
“那倒也不是。”赵天成摇头。
“失败归失败，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他那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革精神，就很了不起。其次，他的很多想法非常超前，比如国家调控市场、建立国家信贷、搞义务兵役制。他的一些具体措施，像农田水利法，确实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惠及后世。”
“还有，他培养和提拔了一大批支持变法的人才。最重要的是，他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把宋朝积弊暴露出来，让后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艰难性。即使反对他的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后来蔡京等人又打着恢复新法的旗号搞事，都说明新法的影响并未消失。”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扶苏再次被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