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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新策的实效与皇帝态度的微妙转变，如同在沉寂的湖面投下巨石，其涟漪迅速扩散至京师的每一个角落。东宫格物轩，这个曾经被士林清议或鄙薄或警惕的名字，如今却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色彩。
茶楼酒肆、书院文会中，议论的话题悄然增添了新的内容。不再仅仅是经义策论、诗词唱和，那些关于漕运预警、弹性调度的新奇词汇，连同“数据”、“效率”、“机制”等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士子们的谈吐间。虽仍有老成持重者摇头叹息“世风日下”，但更多的年轻士子，尤其是那些接触过新学或对实务抱有热情的年轻人，眼中却燃起了好奇与探究的光芒。
“听闻太子殿下于东宫设‘格物轩’，非为嬉戏，乃是研读《考工》、《农政》，甚至观测星象，以究天人之理！那漕运新策，便是由此而出！”
“可不是？据说轩中汇聚了不少年轻俊杰，连今科算学出众的李桐、张允都时常往来！”
“若真能如漕运般，以巧思解民生之困，这‘格物’之学，倒也不失为一条济世之路啊！”
议论声中，好奇与向往渐渐压过了疑虑与排斥。一些家境尚可、思想活跃的年轻士子，甚至开始私下寻找《考工记》、《梦溪笔谈》等典籍阅读，或尝试摆弄些简易的器械模型。一股潜流的转向，正在京师的知识阶层中悄然发生。
这股风潮，自然也传入了国子监。这日，一位以思想开明着称的博士在讲学之余，提及漕运新策，并未如往常般斥为“奇技”，反而引经据典，论述“器用”与“大道”相辅相成之理，引得监生们议论纷纷。课后，竟有十数名监生联名向祭酒呈文，恳请于监内增设“格物”讲席，允许学子选修！
消息传到宫中，裴砚不置可否，只对傅先生淡淡道：“太子倒是引动风潮了。”
傅先生躬身答道：“陛下，学子向学，总是好事。若能加以引导，使其明体达用，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与此同时，承烨提议的“刊印典籍”一事，也由傅先生寻机提出，获得了默许。内府刻书坊接到旨意，开始着手系统校勘、重印《考工记》、《营造法式》、《王祯农书》等一系列实用科技典籍，并首次将前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列入刊印计划。虽然刊印数量有限，主要供应官学及各部衙署，但其象征意义巨大——这代表着官方对这类“实学”知识的正式认可与推广。
而在东宫之内，格物轩的运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承烨并未因外界的关注而改变其低调务实的作风，反而对轩内成员要求更为严格。
“外界喧嚷，于我何加焉？”承烨在一次内部集会上肃然道，“漕运一策，不过小试牛刀。格物之道，如瀚海无涯，我等所知，不过沧海一粟。若因些许虚名便沾沾自喜，止步不前，则前功尽弃矣。”
他将编纂《格物基础》的任务提升至最高优先级，亲自审定大纲，要求每一章节都必须做到概念清晰、论证严谨、图文并茂。赵铭负责总纂，李桐、张允分担算学、力学、器械部分，甚至王珩也被要求将其对漕运码头管理的观察心得整理成文。整个格物轩仿佛一个微型的编修馆，充满了严谨而热烈的学术气息。
此外，承烨也开始尝试将“格物”的思维模式，更系统地应用于对其他政务的分析。他让赵铭调阅各地上报的矿冶、织造、陶瓷等工坊的零星记录，试图分析其生产效率、原料消耗与成品质量的关联，思考是否存在改进空间。他甚至开始关注起货币铸造、度量衡统一等更为基础的经济问题，虽然目前仅是初步的了解与思考，但其视野之开阔，已远超同龄人。
这一日，那位曾在清江浦演练中观政、最初对太子构想颇多讥讽的翰林官员，因公务需至东宫与詹事府接洽。事毕，他偶然路过格物轩外，只见轩窗敞开，内里灯火通明，数名少年埋首案前，或奋笔疾书，或低声讨论，或对照图纸模型，神情专注，气氛肃穆。他驻足片刻，听着里面传来的关于“齿轮传动效率”、“不同水质对漕船腐蚀”等问题的讨论，原本带着几分审视的目光，渐渐化为复杂，最终悄然叹息一声，转身离去。
星火已然映照京华，格物之学，正以其独特的生命力，在这古老的帝国都城中，悄然开启新的篇章。它不再仅仅是太子个人的兴趣，也不再是孤立的技术改良，而是开始渗透士林、影响官学、触及更广泛的实务领域。承烨站在格物轩的窗前，望着宫外万家灯火，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与紧迫感。他知道，播下的火种需要小心呵护，开辟的道路需要坚定前行。帝国的未来，正在这看似平静的学术耕耘与潜移默化的风气转变中，孕育着深刻而久远的变革。前路漫漫，唯格物求真之心，永不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