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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的深秋，保定这座小城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中。城郊一家名为“悦来”的廉价旅馆里，空气中常年弥漫着劣质烟草和潮湿霉烂混合的气味。何大清，这个当年抛下幼子幼女、跟着白寡妇一走了之的男人，最终在这间日租金十块钱的房间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头发几乎掉光，佝偻的身躯蜷缩在散发着异味的薄褥子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连那个曾经让他抛家弃子的白寡妇，也早在几年前就嫌他穷困潦倒，卷了他最后一点积蓄跑得无影无踪。他辗转回到离北京不远的保定，用身上最后一点钱租下这个栖身之所，靠捡破烂和偶尔打点零工苟延残喘。
死的时候，他手里紧紧攥着半张泛黄、卷边的老照片，那是何雨水很小的时候，在四合院门口拍的，照片上的小女孩笑得天真烂漫。另外半张，不知是遗失了，还是被他撕掉了——那上面，或许曾经有何雨柱，或许有那个他最终辜负了的家。
旅馆老板发现他时，尸体已经僵硬。按规矩翻找他的遗物，只有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是几件打满补丁的换洗衣物，和一些零散的、面额很小的毛票，外加一张早已过期的北京身份证。老板捏着鼻子，按照身份证上早已模糊的地址，试着联系了北京那边的街道。
消息几经辗转，终于传到了“傻柱”集团总部，摆在了何雨柱的办公桌上。秘书小心翼翼地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询问如何处理。
宽大奢华的红木办公桌后，何雨柱正在审阅一份关于在东南亚开设分店的可行性报告。听到“何大清”这个名字，他握着金笔的手甚至没有丝毫停顿，脸上也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仿佛听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直到秘书说完，他才抬起眼皮，目光从报告上移开，语气平淡无波，只问了两个字：
“地址？”
没有询问死因，没有流露悲伤，甚至没有一丝好奇。冷静得令人心寒。
他随即拿起内部电话，通知助理安排车辆和行程，又给已经嫁人、过着普通小市民生活的何雨水打了个电话，言简意赅：“何大清死了，在保定。我去处理，你要不要一起？”
电话那头的何雨水沉默了片刻，传来低低的啜泣声。尽管父亲当年狠心抛弃了他们，但血脉亲情和儿时那些模糊的、或许曾被珍视过的记忆，还是让她无法像哥哥那样绝情。“我去。”她哽咽着说。
没有惊动任何人，何雨柱亲自开着一辆低调的黑色轿车，接上眼睛红肿的何雨水，直奔保定。一路上，兄妹俩几乎没有交流。何雨水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默默流泪，何雨柱则专注地开着车，脸色如同车外的天气一般阴沉，却并非因为悲伤。
找到那家“悦来”旅馆，办理手续，认领尸体。整个过程，何雨柱都表现得像一个公事公办的陌生人。他看了一眼床上那具干瘦、陌生的尸体，目光在他手中那半张照片上停留了不到一秒，便移开了。他没有去碰触那照片，也没有试图去合上何大清那双至死未能完全闭上的、带着某种不甘或茫然的眼睛。
他在当地殡仪馆选择了最快捷、最省事的火化服务，订了一个最普通的骨灰盒。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通知任何可能还认识何大清的旧相识。
当何雨柱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却装着一段凉薄过往的骨灰盒走出来时，何雨水终于忍不住，扶着他的手臂失声痛哭起来。何雨柱任由她哭着，身体站得笔直，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极其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绪，但那情绪消失得极快，快得让人无法捕捉。
他没有将骨灰带回北京，而是在保定郊区找了一处价格最便宜的公墓，买了一个位置最偏僻、最小的墓地，将骨灰盒放了进去。墓碑上，只刻了冰冷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连“父”或者“先考”之类的称谓都没有。
站在那簇新的、却无比简陋的墓碑前，何雨水流着泪鞠了三个躬。何雨柱却只是静静地看着，一躬未鞠。最后，他对着墓碑，声音不大，却清晰地说道：
“生而不养，断指可报。
生而养之，断头可报。
非生非养，无以为报。
你我之间，尘归尘，土归土，两清了。”
说完，他毫不留恋地转身，拉着还在抽泣的何雨水，大步离开了墓地，甚至没有回头再看一眼。
黑色的轿车重新驶上返回北京的高速公路，将保定，将何大清，将那段不堪的过往，彻底抛在了身后。车窗外，天色渐暗，远处的北京城灯火初上，那里有他庞大的商业帝国，有他全新的、由自己一手缔造的人生。
对于何大清，他尽了最后一点法律和血脉上不得不尽的义务，然后，如同掸落一粒灰尘，将其从自己的生命中彻底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