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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那台锃光瓦亮、带着两个神秘旋钮和一个蒙着棕色尼龙网罩喇叭的上海牌收音机，正式在何雨柱那间略显凌乱却充满生活气息的屋里落户，这座饱经沧桑、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四合院，就彻底告别了以往那种黏稠而压抑的“宁静”。
那过去的宁静，并非是祥和，而是一种在贫困、算计与谨小慎微共同发酵下的死气沉沉，仿佛暴风雨来临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又像是深潭底部暗流涌动却表面纹丝不动的淤泥。
如今，这潭死水被何雨柱用他那台价值不菲的“宝贝疙瘩”，以一种蛮横无理、持续不断、高亢嘹亮的声浪，毫不留情地彻底搅动、碾碎，乃至重塑了这里的听觉生态。
何雨柱，这位四合院里曾经的“傻柱”，如今的食堂大厨，精明与憨厚诡异并存的壮年汉子，把这台收音机的功效发挥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
它早已超脱了其作为收听新闻、获取资讯、娱乐消遣的普通物件范畴，而是被他擢升为对外宣告自身存在、实施“精神压制”和“噪音统治”的战略性武器。这台小小的木匣子，成了他与整个院子里那些“禽兽”们无声交锋中最响亮、最理直气壮的号角。
清晨——唤醒混沌的“进步”序曲
当天边刚泛起一丝暧昧的、灰白掺杂的鱼肚皮颜色，启明星还恋恋不舍地悬挂在稀疏的树梢头，四合院里大多数人尚且沉浸在黎明前最甜美的睡梦中，连最爱早起觅食的麻雀都还未在屋檐下弄出响动。
就在这时，何雨柱屋里的收音机，便如同一个精准无比的钢铁闹钟，准时发出了它的第一声呐喊。
通常是先是一阵“滋啦”的电流杂音，仿佛在清嗓子，紧接着，雄壮嘹亮、充满革命激情的《东方红》乐曲便喷薄而出，瞬间刺破了院落的静谧。那音量，永远被他固执地拧在最高一档，仿佛不是通过喇叭扩散，而是直接用无形的气浪在捶打着每一扇窗户、每一片屋瓦。
这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制力，似乎不仅要唤醒沉睡的肉体，更要强行涤荡这院落里所有阴暗的、腌臜的、见不得光的小心思。
前院的阎埠贵，这位小学教员，习惯早起，本是要利用这清净时分，就着昏暗的灯光，拨弄他那把油光锃亮的算盘，精确计算着家里这个月又一笔微不足道的开销，或是琢磨着能从哪个角落里再抠出几分钱来。
此刻，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却被这强行灌入的声浪搅得一团糟。他只得无奈地放下算盘，用那双干瘦的手死死捂住耳朵，花白的眉毛紧紧拧成一个疙瘩，对着中院方向低声骂骂咧咧：“败家子儿！真是败家子儿！这一大清早的，得多费多少电？那电表转得，跟风火轮似的！这何雨柱，有点钱就烧得慌，简直是不知所谓！”
他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何雨柱家那飞速旋转的电表，心尖儿都跟着疼得一颤一颤。
后院的刘海中，官迷心窍的二大爷，平日里最讲究个“进步”姿态。这《东方红》和紧随其后的字正腔圆、充满力量的新闻播报与社论，本应是他梦想中的“进步号角”。
可当这号角不是由他掌控，而是从“傻柱”那个混不吝的屋里发出，还吵得他无法安眠时，味道就全变了。
他在床上烦躁地翻来覆去，厚重的身躯压得旧木床吱呀作响。
那声音非但不能让他感受到革命的激情，反而像一根根细针，扎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憋了一肚子的起床气无处发泄，只能恨恨地捶打一下床板，暗骂：“这小子，绝对是故意的！拿鸡毛当令箭！”
而中院东厢房的贾家，贾张氏那肥胖的身躯早在第一声乐曲响起时就惊得一抖。
她浑浊的眼睛猛地睁开，刻薄的咒骂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混杂着对死去儿子的哀悼和对何雨柱的无尽怨恨：“天杀的傻柱！缺了大德的玩意儿！这是不让人活了啊！吵着我宝贝孙子棒梗睡觉了！他就是见不得我们家好，存心报复我们家东旭啊！挨千刀的……”
那恶毒的诅咒，却被更加高亢的播报声无情地淹没，只能在她自家狭窄的屋里回荡，显得那般无力。秦淮茹则默默地起身，开始准备一家的早饭，眼神里满是疲惫与无奈，这喧嚣的清晨，不过是又一天煎熬的开始。
白天——无孔不入的“精神”洗礼
只要何雨柱在家，无论是他去轧钢厂食堂上班前短暂的间隙，还是中午休息回来，亦或是下午轮休的时候，那台上海牌收音机就仿佛一个不知疲倦的铁皮战士，绝不允许自己有片刻的休息。
革命歌曲激昂的旋律、样板戏高亢的唱腔、相声段子里的哄笑与捧逗、甚至偶尔从某个频道飘出来的、带着乡土气息的民间小调……各种声音轮番上阵，交织成一曲何雨柱专属的、针对全院落的“背景音乐”。
他系着围裙，在公用自来水龙头下哗啦啦地洗菜时，收音机就放在窗台上，声音开得震天响；他坐在屋里那张八仙桌旁，呼噜呼噜吃着从食堂带回来的剩菜，就着二合面馒头时，收音机在一旁替他“佐餐”；他翘着二郎腿，用那个搪瓷缸子泡上廉价的茉莉花高末，眯着眼享受片刻清闲时，收音机更是他必不可少的“茶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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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声音仿佛经过了何雨柱家的窗户纸和薄木门板的特殊调校，穿透力极强，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前院阎埠贵精心打理的小小花圃，中院易中海家相对宽敞的正房，后院刘海中家以及许大茂那紧闭的房门，无一处能幸免，都被这声音的潮水所淹没。
许大茂，这个放电影的宣传员，惯于夜生活，时常需要睡个懒觉弥补昨晚的酒局或“亏空”。
可每当他刚刚陷入沉睡，那激昂的“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或者密集如雨点的快板声，就像一把无形的锥子，直接钻透他家的窗户纸，狠狠扎进他的耳膜，搅得他神经衰弱，只能在床上痛苦地蜷缩，用枕头死死捂住脑袋，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找机会再坑“傻柱”一把。
一大爷易中海，院里的权威，习惯在午饭后静下心来看看报纸，抿一口小酒，琢磨一下院里的人情世故，平衡一下各家的力量。
可如今，那高亢的唱腔和社论声，让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端起酒杯的手也总觉得不稳当。
那声音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盘旋在他耳边，驱之不散，让他心浮气躁，只能无奈地放下报纸，望着窗外中院那棵老槐树，徒叹奈何，感觉自己的权威正在被这无形的声浪一点点侵蚀。
最可怜的是秦淮茹。有时在屋里，望着熟睡的孩子，或是想到生活的艰辛、婆婆的刁难，悲从中来，想偷偷抹几滴眼泪，哀悼一下自己那仿佛望不到头的悲惨命运。
可就连这唯一属于她自己的一点悲伤空间，也被窗外无情闯入的喧嚣时刻剥夺、挤占。
那革命乐观主义的歌声、那逗人发笑的相声，像冰冷的嘲讽，时刻提醒着她那个对头男人的得意与张扬，对比着自己此刻的落魄与无助，让她的眼泪都变得苦涩而僵硬。
傍晚至深夜——插向心头的“胜利”旗帜
傍晚到何雨柱上床睡觉前，是这台上海牌收音机一天中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