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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再次迅速传到马天云和刘建雄那里。
马天云在听完心腹汇报后，沉默了许久，才喃喃道：“‘南疆净土’？倒是会起名字。想法是好的，但未免太理想化了。南部山区那穷乡僻壤，是投点钱、派几个专家就能改天换地的？真是异想天开！
也好，让他去搞，我看他能烧多少钱，能搞出什么名堂！到时候烂尾了，看他怎么收场！”他打定主意，在这件事上，暂时采取不配合、不反对、冷眼旁观的态度，等着看笑话。
刘建雄则更是嗤之以鼻：“净搞些花架子！有机农业？中药材？那才能有多大的产值？能解决多少就业？能带来多少税收？简直是舍本逐末！南疆的未来，还是要靠工业化、城镇化！我们南江市的几个开发区和新城项目，那才是实实在在的政绩！”
他更加坚定了要快速推进自己主导的大项目，用亮眼的GDP数据来抗衡袁泽的“务虚”之举。
然而，袁泽根本不在意他们的看法。会议结束后，他立刻叫来了李伟民。
“秘书长，指挥部挂牌和人员抽调的事情，你立刻去办。另外，安排一下行程，下周，我要去南部山区实地调研，时间不少于五天。不要提前通知地方，不要搞层层陪同，就我们几个人，直接下去，看看最真实的情况。”
李伟民心中暗暗叫苦，这位省长真是雷厉风行到了极致，但面上只能恭敬答应：“好的，省长，我马上安排。去哪些地方，您有初步意向吗？”
袁泽走到地图前，手指点了几个位置：“重点去红土县、青石县、林源县这三个最偏远、贫困程度最深的县。特别是这几个报告里提到的，有特色作物种植传统或者野生中药材资源丰富的乡镇和村子。”
“明白。”李伟民迅速记录下来。
一周后，一支由三辆越野车组成的小型车队，悄然驶离了南江市，向着南部山区进发。袁泽坐在中间一辆车的后座，穿着普通的夹克衫和运动鞋，看起来更像一个考察的学者。陪同人员只有李伟民、一位农业方面的专家秘书，以及两名必要的安保人员。
车子很快驶离了平坦的省道，进入了崎岖蜿蜒的山路。路面变得坑洼不平，尘土飞扬。车窗外的景色，也从相对富庶的丘陵地带，逐渐变为越来越荒凉、干旱的黄土山峦。稀少的植被、裸露的岩土、深切的沟壑，无不诉说着这里的贫瘠与艰难。
偶尔能看到山坳里散布的村庄，大多是低矮的土坯房或砖瓦房，显得有些破败。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面容黝黑，衣着朴素，眼神中带着一种长期与贫困抗争而形成的麻木与坚韧。
袁泽默默地看着窗外，眉头微锁。这里的贫困程度，比报告上的数字更加直观，更加触目惊心。
经过近一天的颠簸，车队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此行的第一站——红土县最偏远的山泉乡。乡政府接到市里的紧急电话（李伟民在进入县境后才通知），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早已惶恐不安地等在简陋的乡政府大院门口。
他们完全没想到，新来的省长会如此突然地出现在他这个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
“袁……袁省长，欢迎您来山泉乡指导工作！”乡党委书记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皮肤粗糙，一看就是常年在基层跑的人，此刻紧张得有些结巴。
“谈不上指导，就是来看看。”袁泽和他握了握手，语气平和，“找个地方坐下，随便聊聊乡里的情况，特别是老百姓种地、收入的情况。”
在乡政府简陋的会议室里，袁泽拒绝了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直接让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脱稿讲。起初两人还很紧张，但看到袁泽听得非常认真，不时问一些很具体、很内行的问题（比如某种作物的亩产、价格、灌溉条件、病虫害情况等），他们渐渐放松下来，开始倒起了苦水。
“省长，我们这地方，就是缺水，地也薄，除了种点耐旱的玉米、土豆，收成都不好。卖不上价钱，年轻人全都跑出去打工了。”
“我们也想搞点特色种植，以前也试过种药材，但不懂技术，种不好，要么死了，要么长得不行，卖不出去，亏了本，就更没人敢种了。”
“路也不好，就算有点山货，运出去成本太高，商贩压价压得厉害……”
袁泽认真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着。李伟民和那位专家秘书也在飞快地记录。
第二天，袁泽提出要去村里看看。乡领导要陪同，被他拒绝了，只让乡里派了一个熟悉情况的干事带路。
他们随机选了一个叫坳底村的村子。车子开到山脚下就无法前行了，只能徒步上山。山路陡峭崎岖，碎石遍地。
李伟民和那位年轻秘书走得气喘吁吁，但袁泽却步履稳健，气息均匀，他那经过严格训练的“兵王”体质在此刻展现无遗，让随行人员暗自咋舌。
坳底村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困难。村子坐落在山坳里，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村民住的大多是低矮的土房，条件好点的也是旧砖房。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只有几个老人和孩子，以及一些中年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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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泽随机走进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孙女。儿子儿媳都在外省打工，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