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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深秋的上海，傍晚的雾把恒基中心的玻璃幕墙晕成一片模糊的银灰。陈启棠坐在办公室的皮椅上，指尖捏着份财经报纸，头版“央行年内第三次加息”的标题用黑体字印得醒目，油墨还带着点新印的油光。窗外的黄浦江泛着冷光，货轮的汽笛声隔着雾传进来，闷得像远处的雷声——这是他来上海的第三个年头，恒基中心的入住率稳定在92%，每月的租金流水能铺满办公桌，可他心里的弦，却比刚收购这栋烂尾楼时更紧。
“爸，松江那两个商铺的租金报表出来了，年化收益4.5%，比去年涨了0.3%。”陈文博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份蓝色封皮的报表，年轻的脸上带着点兴奋，“物业说最近有餐饮品牌想租，要是能谈下来，收益还能再涨点。”他把报表放在陈启棠面前，指着“租金涨幅”那栏，笔尖划过纸页，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急切。
陈启棠没看报表，把报纸推过去，指了指加息的新闻：“你先看看这个。”他的手指关节有点泛白，那是常年握笔留下的痕迹，“央行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这是信号，不是小事。”
陈文博拿起报纸，扫了眼标题，嘴角撇了撇：“加息而已，去年也加过，楼市不还是涨了？松江那两个商铺位置好，旁边要建地铁，以后租金肯定还能涨，现在卖太可惜了。”他想起上周跟内地开发商吃饭，对方拍着胸脯说“政策再紧，内地市场也能扛住”，心里更觉得父亲太保守。
陈启棠放下手里的茶杯，杯底的普洱沉在杯底，像块压在心里的石头。他打开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拿出个深棕色的公文包——这包是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时买的，皮质已经磨得发亮，边角却被他擦得干净。他从公文包内侧口袋掏出张泛黄的字条，字条被对折成整齐的方块，边缘有点脆，上面用圆珠笔写的“启棠，我赌输了，房子没了，家也没了”，字迹已经有点淡，却还能看清笔画里的颤抖。
“你再看看这个。”陈启棠把字条放在报表上，字条比报表小一圈，却像块石头，压得报表边角微微翘起，“1997年，你王叔在香港炒楼，跟我说‘利率涨点怕什么，房价还能翻番’，结果呢？三个月后，他把房子卖了还贷款，一家人搬到深圳租农民房，去年才敢回香港。”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点沉甸甸的重量，“这张字条，是他搬去深圳前给我的，说‘以后别赌，稳最重要’。”
陈文博的目光落在字条上，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下。他小时候见过王叔，王叔总给他带香港的巧克力，后来王叔去了深圳，就再也没见过。他以前只知道王叔是“做生意亏了”，却不知道是因为炒楼，更不知道父亲还留着这样一张字条。
“内地房企现在的负债率，你看过吗？”陈启棠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报表，上面用红笔标着内地房企的负债率，“超过70%的有23家，超过80%的有9家，他们还在拿地，还在加杠杆，跟1997年的香港一模一样。”他用指尖点了点报表上的红圈，“加息只是开始，接下来可能会有更严的调控，到时候资金链一断，这些高负债的房企最先出事，他们手里的商铺、写字楼，都会变成烫手山芋。”
陈文博的脸慢慢白了，他想起上周吃饭的开发商，对方说“我们负债率才75%，不算高”，当时他还觉得厉害，现在再看父亲标红的报表，才觉得那75%像个随时会爆的炸弹。他拿起松江商铺的报表，手指有点发颤：“可这两个商铺是我们自己的，没有贷款，租金也稳定，就算调控，也不会亏吧？”
“不亏，但也不能留。”陈启棠把字条叠好，放回公文包内侧口袋，手指在上面轻轻按了按，像是在确认字条还在，“租金涨0.3%，看起来是赚了，可要是楼市降温，商铺价格跌10%，你这点租金收益，够补差价吗？我们做投资，不是看眼前赚多少，是看风险有多大。”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内地市场像个涨得太快的气球，现在针扎一下，可能就破了，我们要在气球破之前，先放手。”
陈文博没再说话，他看着父亲的背影，突然觉得父亲比以前老了些，肩膀有点驼，却依旧挺直，像恒基中心的钢筋，能扛住风雨。他拿起报表，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建议持有”的备注，是他昨天让助理加上的，现在看来，那备注像个笑话。
“明天让物业联系中介，把松江那两个商铺挂出去，报价比市场价低2%，尽快卖掉。”陈启棠转过身，语气很坚定，“还有闵行的那个写字楼，也一起挂出去，资金全部转回香港，只留恒基中心和深圳那几个长租房，这些是运营类资产，稳。”
陈文博点点头，掏出手机，给助理发了条短信，让他准备抛售清单。他看着手机屏幕，突然想起什么，抬头问：“爸，那我们以后还回内地拿项目吗？”
陈启棠拿起茶杯，喝了口普洱，茶的苦味在嘴里散开：“等，等风头过了，等那些高负债的房企倒下了，等市场清醒了，我们再回来。”他指了指公文包，“这张字条告诉我，做投资，要学会等，学会退，有时候退一步，比往前冲更安全。”
第二天一早，中介就带了客户来看松江的商铺，客户是做服装生意的，想租下来开分店，听说是卖，犹豫了半天，最后以低于市场价1.5%的价格签了合同。闵行的写字楼也卖得顺利，买家是家外资公司，看中了地段，没讨价还价就付了定金。
两个月后，上海楼市开始降温，松江那两个商铺的价格跌了12%，之前想租商铺的服装老板，特意给陈文博打了个电话，说“幸好当时没买，现在价格跌得厉害，还好你们卖得早”。陈文博拿着手机，心里一阵后怕，他找出父亲给的字条，放进自己的公文包内侧口袋，用橡皮筋绑好，像父亲那样，每次看报表前，都先摸一摸字条，提醒自己“别贪，要稳”。
那天晚上，陈启棠从香港来上海，父子俩在恒基中心顶楼的餐厅吃饭。窗外的黄浦江亮着灯，游船划过水面，留下长长的光带。陈启棠看着儿子，突然笑了：“后生仔，现在知道字条的用处了？”
陈文博点点头，从公文包里掏出字条，放在桌上：“知道了，爸，以后我每次做决定前，都会看看它。”他的手指在字条上轻轻摩挲，像在触摸一段不敢忘记的历史。
陈启棠拿起字条，叠好，放回陈文博的公文包：“这张纸，不值钱，却比任何报表都管用。它能提醒你，市场再疯狂，也要守住底线，再大的利润，也不能拿风险去换。”他举起酒杯，跟儿子碰了碰，“以后内地业务，我多交给你管，记住，稳，才能走得远。”
陈文博举起酒杯，喝了口酒，酒的辛辣里带着点甜。他看着窗外的夜景，突然觉得，父亲不是保守，是经历过风浪，知道哪里有暗礁，哪里能安全航行。而那张字条，就是父亲留给自己的指南针，在市场的风浪里，能指引着自己，不迷失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