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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夏末，七、八月之交。
连日的暴雨让永定河水位暴涨，东郊一带地势低洼，成了泽国。
灾情紧急，区里抽调了大量人手奔赴一线救灾。
刘飞这次却没让党建国跟着去蹚浑水，而是把他留在了城区，交给他一项看似平淡却极为重要的任务——
协助筹备即将成立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即后来的街道办雏形，正式成立于1954年）。
这预示着城市基层管理格局的一次重大变革。
城里的管理现状，用一个字形容就是：“乱”！ 各种名目的委员会林立，党建国粗略一数就有十来个：
治安保卫委员会： 抓特务、防盗窃，眼睛瞪得像铜铃。
卫生委员会： 管防疫、搞清洁，苍蝇蚊子是公敌。
抗美援朝委员会： 动员参军、组织捐献，保家卫国热情高。
妇女代表会： 调解家庭矛盾、维护妇女权益，半边天要撑起来。
社会救济委员会： 安置灾民、发放救济，雪中送炭不能少。
（还有诸如优抚、调解、文教等等……）
这直接导致了基层“五多”顽疾：
组织多、领导多（婆婆多）、干部兼职多（一个萝卜几个坑）、会议多（天天开不完的会）、工作乱（职责不清互相扯皮）。
老百姓办事像进了迷宫，晕头转向；
基层干部累死累活，疲于奔命。
调整？谈何容易！
这可不是简单的挪挪凳子。
它涉及到的是权力的再分配、利益的再平衡、人情世故的再编织。
有人可能借此机会升一级，坐上更重要的位置。
有人可能要挪窝，离开熟悉的“地盘”。
有人手中的权力会扩大，管得更宽了。
有人则可能被“削藩”，管的事少了，面子也丢了。
暗流涌动，人心浮动，各种小算盘打得噼啪响，局面乱糟糟的。
刘飞作为实际操盘者，展现了他成熟的政治手腕。
他的操作看似简单直接，实则精准有效：
借势“大姐”：
新设立的街道办核心负责人（主任、书记等），他力推由区里几位有威望、有资源、手段老练的“大姐”级干部（多为资深妇女干部或转业军人遗孀等）下来担任。
这些大姐们本身就有威信能压得住阵脚，背后往往还有丈夫或家族的资源支持，处理起繁杂的街道事务和人事关系来，手段圆融又不失力度。
稳中求变：
对于原有各委员会的大部分负责人，只要不是特别刺头或能力实在不行的，原则上级别不变，只是整合到新的街道办框架下，担任相应组长或委员。
少部分能力突出、群众基础好的，则顺势提升半级，充实街道办中层骨干。
“送神”清障：
那些能力平庸、人缘差、或者不太听话、总爱唱反调的“刺头”，则被他巧妙地“打包”送到了东郊区——那边因水灾后撤销了原有的“关厢街”建制，新设了7个临时办事处，正确“干活”的人。
这些地方条件艰苦，事务繁杂，远离权力核心，等于是被“边缘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