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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努力重塑自身认同的世界。而这一切的复杂性，正需要一双眼睛去亲自观察，而非仅仅通过报告和图表来理解。
几天后，我换上了一身普通中级文员的深色制服，未佩戴任何显眼的勋章，只带了两名同样身着便装、眼神锐利的护卫，融入了叙拉古清晨的人流。我们的第一站，并非总督府管辖的核心区域，而是位于城市东部的“新希望”集市——一个由自发形成的摊贩区逐渐规范化，却仍保留着鱼龙混杂本色的商品集散地。
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皮革、刚刚运到的海鱼，以及人群汗液混合的气味。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搬运工的号子声不绝于耳。这里能买到从帝国本土运来的廉价布匹和简易工具，也有附近乡村生产的蔬菜禽蛋，甚至还有一些来自遥远国度的、说不清来历的稀奇玩意儿。这里是观察经济脉搏最直接的窗口。
我在一个售卖简易缝纫机零件和维修工具的摊位前停下，摊主是个脸上带着疤痕的前帮派分子，如今似乎老老实实地做着小生意。我拿起一个梭芯，假装询价。
“先生，好货，帝国标准件，保证你的‘铁蝴蝶’（一种常见缝纫机的俗称）哒哒响个不停。”他热情地招呼。
“生意怎么样？听说现在管得严，规矩多。”我一边检查零件，一边貌似随意地问。
摊主的笑容收敛了些，压低声音：“规矩是多，税卡得死，以前……唉，以前是乱，但捞偏门的机会也多。现在嘛，老老实实交钱，倒也安稳，就是赚得辛苦。”他指了指旁边一个挂着“行省商业管理所东市办公室”牌子的简易棚屋，“看到没？现在什么都得登记，开发票。麻烦是麻烦，但至少那帮穿制服的家伙不敢明着伸手要了，西西里夫人的规矩，狠着呢。”
我点点头，付钱买下了那个并不需要的梭芯。摊主的话印证了报告里的情况：秩序建立了，商业环境趋于规范，但底层从业者感受到了监管的压力，同时也享受到了免受明目张胆勒索的相对安全。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离开集市，我们走进一条狭窄的巷道，这里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家庭作坊。缝纫机的声音从几乎每一扇敞开的门里传出，空气里飘着棉絮和染料的味道。在一个光线昏暗的工坊里，十几个女工正埋头操作机器，她们面色疲惫，但手脚麻利。一个工头模样的男人在过道间巡视。
我借口打听定制工装，与工头攀谈了几句。他抱怨订单不稳定，原料价格波动大，但提到新成立的“行省纺织业协会”正在尝试统一定价和标准，又觉得或许有点盼头。“总比以前各家往死里压价强，”他嘟囔着，“就是协会里那几个大厂代表，说话声儿太响，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也就是跟着喝点汤。”
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喧哗。我们走出去，看到两个男人在巷子里扭打在一起，周围迅速围了一圈人。起因似乎是一个工坊挖了另一个工坊的熟练工。
“卡洛！你他妈的不讲规矩！老子刚培养出来的人，你就用多三枚银币撬走！”一个矮壮的男人怒吼道。
“规矩？《商业法典》可没说不准工人自己找更好的价钱！”另一个高瘦的男人一边抵挡拳头，一边反驳，“有本事你也加钱啊！”
围观者议论纷纷，有人劝架，有人起哄，也有人冷眼旁观。很快，一名穿着新式黑色制服、臂章上绣着天平图案的治安官带着两名助手挤了进来。他显然处理过类似纠纷，熟练地将两人分开，声音严厉：
“根据《叙拉古商业法典》第七章第五条，禁止以欺诈、胁迫手段招揽雇员。但自愿流动，不违法。你们再当街斗殴，全部按扰乱公共秩序处理，罚款拘留！”
冲突暂时平息了，但空气中仍弥漫着愤懑不平的气息。治安官对围观人群喊道：“有劳务纠纷，去新设立的劳工仲裁处！别在这里用拳头解决问题！帝国法律保障契约自由，也保障秩序！”
这一幕，鲜活地展现了新规则与旧习惯的碰撞。法典提供了框架，但真正内化为社会共识，还需要时间和反复的摩擦、调适。
傍晚，我让护卫在远处等候，独自走进了一家名为“老水手”的爵士酒吧。这里灯光昏暗，烟雾缭绕，顾客三教九流，有下工的工人，有不得志的小职员，也有几个看起来像是落魄艺术家或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吧台后面的留声机播放着慵懒而略带哀伤的布鲁斯音乐。
我在角落坐下，点了一杯本地产的淡啤酒，听着周围的谈话碎片。人们谈论着物价、工作、家长里短，也偶尔会压低声音，提及“上面”的政策。
“……公开招考？哼，说的好听，最后还不是那些念过几天书、会拍马屁的人上去？”
“总比以前只看你姓什么，或者给没给上面送钱强吧？我邻居家的小子，去年考进了税务所，现在可是光宗耀祖了。”
“西西里夫人……手段是真狠，不过现在街面上确实清净了不少，至少晚上敢出门了。”
“帝国？他们是来救我们的还是来吸血的？你看港口的货船，运走的都是我们的东西，运来的……哼，价钱可不便宜。”
“……听说城西要建新的技工学校？免费入学？要是真的，我倒想让我家那小崽子去试试……”
这些零碎的对话，像一块块拼图，拼凑出民众复杂而真实的感受：有疑虑，有抱怨，但也有细微的希望和谨慎的尝试。新秩序带来的变化是切实可见的，但历史的伤痕和固有的不信任感，并非一朝一夕能够抹平。
当我准备离开时，一个醉醺醺的老者跌跌撞撞地坐到我旁边的空位上，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式叙拉古军服，但没有任何标识。
“年轻人……你看这地方，”他挥舞着酒杯，眼神浑浊，“变了，都变了……以前我们为自由打仗，现在呢？换了个主子罢了……规矩，法律，呸！都是套在脖子上的新缰绳……”
我沉默地看着他。
他忽然凑近，压低声音，带着浓重的酒气：“但我告诉你……至少现在……街上听不到枪声了……我儿子……在纺织厂……能按时拿到工钱……我孙女……去了夜校认字……”
他喃喃着，伏在桌子上，不一会儿竟鼾声大作。
我放下酒钱，悄然离开。老醉汉的话，或许道出了许多叙拉古普通人最真实、最矛盾的心声：对失去的过去的复杂缅怀，与对当前艰难却切实的安稳的无奈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