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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晚年风范 忧国忘身
皇佑元年（1049）的洛阳，秋色正浓。五十一岁的吴育在河南府衙的后园缓步而行，手中的竹杖在青石板上发出规律的轻响。自从去年因足疾自请外放，他离开汴京那个政治漩涡已近一载。园中菊花开得正盛，但他目光所及，却是案头那份刚刚送到的《汴河水情邸报》。
此时的北宋正面临严重水患。连续三月的秋雨让汴河水位暴涨，八月丙午，汴京东南的陈留段决堤，滔滔洪水淹没京东路十二县。当各路官员还在争论治水方略时，吴育已凭着多年地方经验，写出《治河三策疏》。其中提出的 “分水势，固堤防”六字方针，后来被收录在《宋史·河渠志》中，成为宋代治水的重要文献。
这份奏疏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务实考量。吴育建议在汴京上游开辟三条分水渠，汛期分流，旱季蓄水。更难得的是，他详细计算了工程费用：“若募灾民施工，日给米三升，则十万民夫三月可成，所费不过九万贯。”这个数字让户部官员大为震惊——仅为其他方案的三分之一。
工程司采纳他的建议后，吴育虽行动不便，仍坚持每月听取汇报。某日得知分水渠要占用皇庄土地，他立即写信给三司使张方平： “昔汉武塞瓠子，犹自临决河。今取地数十顷，救民百万，利害昭然。”这封信后来被刻在汴河新堤的碑阴，成为“民本思想”的实物见证。
皇佑二年春，吴育的足疾加剧。他在给弟弟吴充的信中自嘲：“昔年殿上笏击奸邪，今竟困于足痹。”但即便卧病在床，他仍关注着朝局动态。当听说有人欲废罢范仲淹创建的“义仓法”时，他连夜起草《保义仓疏》，以河南府数据证明：仅洛阳一地的义仓，去冬就救济灾民五万人。
这番忧国忘身的情操，让继任河南府尹的蔡襄深受感动。他在《洛阳杂记》中记载：“每过吴公宅，必见案头置各地奏报，朱笔勾画如昔在政事堂时。”
这年夏天，吴育终于致仕归乡。他在浦城故居旁筑室三间，取名遗安堂。堂名取自《后汉书》 “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典，他在匾额跋文中写道：“不欲以财遗子孙，惟愿遗之以安。”这个细节被门生记入《吴公言行录》，成为宋代士大夫家训的典范。
退隐后的生活颇有规律。每日晨起，他必先阅览弟子们寄来的各地邸报，随后与弟弟吴充书信往还。这些兄弟间的通信，后来被整理成《二吴书简》，其中涉及对朝政的评议，往往一针见血。如评狄青拜枢密使事：“武将执政，本非国朝常制，然狄青忠勇，破格用之亦无不可。”展现出超越党争的见识。
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与老友范仲淹的晚年交往。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谪守邓州，曾寄来《岳阳楼记》手稿。吴育在回信中特别称赞“先忧后乐”之句，却也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提出商榷：“既处江湖，当更忧民。”这种始终如一的民本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
各地官员慕名来访时，吴育总以“清、慎、勤”三字相赠。他对此有独特阐释：“清非独廉，须明是非；慎非畏事，当知进退；勤非劳形，贵在择要。”某日转运使王安石来访，听到这番见解后，在日记中写道：“吴公三字诀，胜读十年书。”
嘉佑三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刚过，浦城就降下初雪。吴育在病榻上校完最后一部书稿《唐鉴笺注》，对守候在床前的儿子吴元纲说：“吾历事三朝，所为不过‘守正’二字。他日尔等若出仕，当知法度可改，民心不可违。”
十一月戊辰，这位历经真宗、仁宗两朝的老臣安然离世。据《吴氏家传》记载，临终前他仍惦念着河北灾情，断续吟出白居易的诗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噩耗传至汴京，仁宗正在延和殿批阅奏章。闻讯默然良久，下旨辍朝一日，赠吏部尚书，谥 “文正”。这个谥号在宋代极为珍贵，终北宋一朝仅得九人，如王曾、范仲淹等。制词中特别强调：“秉心刚直，辅政宽仁，可谓‘文’；居官清俭，忧国忘身，可谓‘正’。”
葬礼那天，洛阳百姓自发在汴河新堤上焚香祭拜，感念他当年治水之功。欧阳修在墓志铭中写道：“公在朝如砥柱立涛，处野犹抱烛照夜。”准确概括了吴育晚年的人生境界。
吴育逝世后，其子吴元纲整理遗稿，辑成《吴文正公文集》。其中《遗安堂记》有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忧君终为忧民，忧民方为忧君。”这段论述，实则是把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推向更深层面。
纵观吴育一生，从天圣五年（1027）的少年进士，到庆历新政的稳健舵手，再到晚年的江湖忧客，始终保持着“刚正不阿”的风骨与“经世致用”的智慧。在北宋这个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他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何谓“大臣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政治遗产影响深远。其“清慎勤”三字诀被后代官员奉为圭臬，南宋朱熹在《与范直阁书》中称赞：“吴文正公三字箴言，实为吏治根本。”而他在开封府创立的“案卷勾稽法”，直到南宋仍在临安府沿用。元朝编修《宋史》时，特意将吴育与包拯同列一传，评曰:“育之刚直，如宝剑出匣；育之谋国，如老医用药。”
如今当我们重读《吴文正公文集》，在那些泛黄的纸页间，依然能感受到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担当与智慧。那些关于治水、赈灾、断狱、改革的文字，不仅是宋代政治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文明中“为民请命”精神的永恒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