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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站在新宿一间情人旅馆的消防通道里，背靠着冰凉的铁栏杆，手机贴在耳朵上，听着听筒里传来的那个女人的呼吸声。
他今年五十二岁。
头发还剩一半，染成黑色，发根处新长出来的白发在消防通道的应急灯下显得很扎眼。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西装是十年前买的，袖口磨得发亮，扣子换过两次。
他以前在警视厅搜查四课的时候，手下有六个刑警，抽屉里随时放着三包不同牌子的香烟——自己抽七星，给课长递万宝路，给线人递hope。
现在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一包皱巴巴的七星，还是在自动贩卖机买的。
“说。”听筒里传来九条玲子的声音。
吉冈下意识地站直了身体。
这个动作没有任何人在看，他站在消防通道里，四周只有生锈的铁栏杆和对面墙壁上剥落的瓷砖。
但他还是站直了。
有些人说话的声音就是能让你的脊椎自动挺起来，哪怕隔着电话，哪怕她已经不再是你的上司，哪怕你已经为她干了二十年脏活，你还是会在听到她声音的那一瞬间做出这个反应。
“夫人，”吉冈用手指勾开勒得太紧的领带结，“赤鬼众那边……失手了。”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九条玲子没有任何反应——没有惊讶，没有质问，没有提高音量。
她的沉默让吉冈的额头开始冒汗。
他认识她二十年，知道她越是愤怒，表面就越是平静。
她会把情绪压缩到最小，像把一块海绵握在手心里，捏得越紧，海绵里的水越是一滴不漏。
“失手，”她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
不是问句，是陈述。
像是在确认一个已经知道的事实。
“具体一点。”
“八岐猛手下派了六十多个人去废弃工厂。我亲自安排的地点，离东大校区大概四十分钟车程，周围没有居民区，没有监控探头。六十多个人，带了钢管、棒球棍、短刀，还有两把枪。目标是龙崎真——今天下午三点左右被鬼冢英吉从东大校区接走，四点半到的工厂。”
他停了一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
汗是冷的，从发际线往下淌，流进眼角，又咸又刺。
他眨了眨眼，继续说。
“晚上九点多我联系不上鬼冢了。他的手机直接关机。我又打给八岐猛——没人接。打了他办公室座机，打了他手下三个若头的手机，全都没人接。我开始觉得不对，开车去工厂。到的时候大概十点半。”
他想起那个画面。
工厂的铁门开着，里面一片漆黑。
他打开手电筒往里照，光柱扫过地上的碎玻璃、踩扁的筹码、撕破的钞票。
然后是墙角蜷着的人影，一个接一个，像被随意丢弃的旧家具。
有人抱着断掉的胳膊在低声哭，有人靠墙坐着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
“六十多个人。不是骨折就是关节脱臼，没有一个能站起来的。但是——没有人死。”
吉冈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他在想怎么措辞。
“所有人都是钝伤，集中在四肢。打他们的人没有下死手。六十多个人，全都活着。而且鬼冢把目标带回了自己的本部。”
电话那头的沉默还在继续。
吉冈能听到九条玲子的呼吸——很轻，很缓，每隔几秒才完整地完成一次呼吸循环。
这让他想起当年在审讯室里放录音带的那些夜晚。
录音带在卡座里匀速地转，磁带擦过磁头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他在等嫌犯开口，嫌犯也在等他开口，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有磁带在转。
“然后呢。”九条玲子终于说话了。
“我赶到歌舞伎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地下赌场的入口锁着——不是平时那种锁，是从里面反锁的。我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后来门开了，我听到风声，有人说老大在办公室和一个白衣服的年轻人在谈话。还有人说那个人在地下赌场里玩了一局俄罗斯轮盘，连开六枪，全空。然后——他们把老大架上了赌桌。”
“架上了赌桌。”
九条玲子的声音没有变化。
“对。然后他把八岐猛手下所有的人——赌场里在场的一百多号打手——全部打趴了。一个人。我趁乱摸到办公室附近，隔着门听到了八岐猛的声音。还有——”吉冈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我听到他在问八岐猛关于夫人的事。”
电话那头终于有了一点声音。
不是说话，是很轻很轻的手指敲击桌面的声音。
笃，笃，笃。
很有节奏。
吉冈知道这个声音——那是她在思考。
她思考的时候会用右手食指敲击离她最近的那个平面，可能是桌面，可能是沙发扶手，可能是红酒杯的杯沿。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龙崎真。”九条玲子把敲击声停了。“什么身份。”
吉冈的冷汗从鬓角流下来。
领带刚才已经被他扯松了，衬衫领口敞开了第一颗扣子，但喉咙还是发紧。
消防通道的铁栏杆很凉，他用手抓着它，掌心贴上生锈的铁皮，想把身体的温度降下来一点。
“一个普通的学生。户亚留来的。在东大法学部读一年级。应该是地方特招生之类的渠道进去的，具体什么渠道我还没查清楚。背景很干净，至少表面上干净。在户亚留那边没什么案底，至少公开的档案里没有。我查过他入学材料的复印件，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学生，家里应该没什么背景，可能是走了什么关系才拿到东大名额。”
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
“和也少爷应该是在新生报到的时候和他起了冲突。就是那种学生之间的事。”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
很短，像刀片划过玻璃，声音还没在空气里完全展开就收了回来，留下一条看不见的细痕。
“吉冈。”
九条玲子的声音很轻。
她的声音越是轻，吉冈的后背就越是僵。
他记得很清楚——上次她这样叫他名字的时候，是十年前。
那一次她让他去“处理”一个在银座酒后多嘴的小报记者。
那个记者后来辞了东京的工作，回了山形老家，到现在还在当地一家超市当收银员。
“你跟了我二十年，从警视厅出来就在替我办事。这二十年你的薪水比你在警视厅的时候高了三倍。你的女儿在世田谷读私立中学的学费是我出的。你老婆去年做手术的那家医院，院长是我慈善晚宴上的常客。这些年你做事虽然不算出色，但至少知道分寸——知道哪些事该查，哪些事不该漏。”
“一个学生。”
她把这两个字放在舌尖上掂了掂，像在品尝什么发馊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