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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英二十出头，长得漂亮，舞跳得好，是工农兵商店的劳动模范。但她一听要她领舞，立刻摇头：“我不干。”
“这是政治任务！”商店孟主任拍桌子吼她。
“我就是不干。”俊英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
孟主任气得浑身发抖，“别以为你干的好，我就不敢动你！你不跳就批斗你！”
主任说到做到，晚上关门后，批斗刘俊英。
整整一天一夜，她被关在商店后面的仓库里，喇叭里喊着她的名字，说她“对抗革命指示”，说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俊英咬紧牙关，吞着手，抱着双膝，坐在地上，头发乱七八糟，脸上全是灰。
但她没有屈服。
第二天，张义芝偷偷去看她，带了一饭盒热粥，劝她，“闺女，要不就低低头吧，你姐和你弟弟已经够让人操心的了……”
俊英靠在她怀里，脖子一梗，轻声说：“我就是不跳。那不是舞，是跪着走。”
张义芝点点头，眼泪掉在她头发上。
这几个孩子，各有各的主意，哪个也说不通，管不了。张义芝在心里，长叹了一口气。
暮色渐浓时，张义芝拖着疲惫的身体，摸黑回到家，月英正在煤油灯下抄写大字报，小季又没回家。
“妈，小季去武装部了。”月英头也不抬地说，“他说要报名参军，证明五一六才是真正的革命派。”
张义芝抓起外套就往外跑。
春夜的风带着盐碱地的苦涩，她一路小跑着，穿过挂满标语的街巷。看见武装部大院门口，聚集着几十个戴“五一六”袖章的年轻人，小季正在人群中慷慨陈词。
正值春招，刘季和一群小伙伴喊着口号，涌进武装部。要求参军，保卫祖国。
武装部的干事一看他的档案，眉头就皱了起来：“你是刘庆云的儿子？你爸是……”
“我爸是我爸，我是我！”小季拍着桌子喊。
“可你是独子，按政策不能参军。”
小季不甘心，带着“五一六”的十几个兄弟，在武装部“讨说法”。
他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
武装部的干事认识张义芝，让派出所王所长去找她，张义芝没在家，去工农兵商店陪俊英了。
王所长嘱咐月英：“你弟弟闹得太凶了，让你妈去劝劝吧。”
张义芝站在人群外，看着儿子那张倔强的脸，心已经灰到了底。
“小同志，这是政策规定。”武装部干事的声音带着无奈，“独子参军需要家长签字，你母亲不同意......”
“我妈就在这儿！”小季突然转身，目光落在气喘吁吁的张义芝身上，“妈，你说句话！”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张义芝看着儿子布满血丝的眼睛，想起庆云临终前的嘱托。
她走过去，轻轻说了一句：“既然他想去，就让他去吧。”
王所长愣住了，“四嫂子，四哥就留下这一根苗啊。”
义芝沉吟了半晌，叹了口气，又说了一遍，“他想去就去吧。”
武装部的干事无奈的摇了摇头，“好吧，特批。”
小季并没有和张义芝回家，而是和他的兄弟们庆祝胜利去了。
张义芝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这一天忙忙叨叨的。她又想小军了，忽然想起来，下乡在大荒沟的小军，好久没来信，不知道咋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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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季参军那天，穿着崭新的军装，站在月台上，朝母亲敬了一个军礼。
张义芝没哭，只是点了点头。
旁边的俊英哭成泪人。
俊英是劳动模范，工作和家庭挑不出毛病。主任拿她没办法，关了一天一夜没有任何进展，只得让她恢复自由，恢复工作。
火车开动了，小季的脸在车窗后一闪而过，像一颗流星。
月英没有来送他。
她正在区里开会，讨论“清理阶级队伍”的下一步工作。她最近被提拔了，成了“宣传组副组长”。她的文章被印成小册子，发遍全区。
但她不知道，她的弟弟，正带着一腔热血，奔赴边疆。
她也不知道，她的母亲，正一个人坐在屋里，对着丈夫的遗像，轻声说：“庆云，孩子们都走了，走得远远的，像风筝一样，断了线。”
窗外的忠字舞还在跳，鼓点震天，红旗翻飞。
张义芝坐在屋里，手里缝着一件旧衣服，那是小季留下的。她一针一线地缝着，仿佛要把所有的牵挂、所有的痛，都缝进那布里。
她知道，这个时代，就像这忠字舞，跳得越高，越看不清脚下的路。
但她还在缝，还在等。
等风停，等孩子们回来，等一个说不清的未来。
小季是入伍后的第三个月，来了第一封信的，信纸薄得能透出指印，随信还寄来了两块钱，是他的津贴。
“妈，我分到了铁道兵种，在赤峰修铁路，手上全是口子。风太大了，吹的人心里发慌。我快被吹成人干了。
班长说，我像是不要命的，其实我夜里想家，想您蒸的杂合面馒头，也想爸。
二姐和德昇哥什么时候结婚？日子定了告诉我一声。
小军在大荒沟还好吗？”
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只字未提大姐月英。
“这孩子真犟，”俊英读完了，把信递给母亲，心头沉甸甸的。
张义芝把信按在胸口，让俊英替她写回信：“家里都好，你二姐和德昇的婚事还没定日子。你的津贴不用寄回来。妈不识字，但你的字像你的人，站得直，妈看得懂。”
第二封信是在一年后，信封里夹着一片枯黄的胡杨叶。
“连队调去沙漠边上修铁路，我们住地窝子，夜里风像刀子。我入了团，还当了副班长。第一次实弹我打了三发全中，班长夸我了。妈，您别生气，我觉得我走出来是对的，在盘山那个小县城也不会有大出息。”
这封信让张义芝哭出了声，她把胡杨叶夹进小军那本被撕掉封皮的《新华字典》里，珍藏起来。
第三封信隔得久，整整十四个月。信封磨得起了毛，落款却换了部队代号。信里字迹潦草，还有被汗水晕开的蓝黑墨水。
“妈，我们要上高原驻训，可能很久不能写信。别惦记，我学会了开牵引车，也学会了在雪地里睡帐篷。大姐如果还在搞运动，您劝她一句：枪子儿不认笔杆子。等下次休假，我想吃您腌的酸白菜，想听您骂我一声‘小兔崽子’。”
这封信之后，邮路像被刀切断，再没音讯。
张义芝把三封信按时间顺序叠好，用一块褪了色的红绸包起，塞进炕柜的夹缝里。
小季再也没来过“第四封信”，但每年腊月二十三，张义芝都在灶王爷像前多摆一双筷子，仿佛那封信正从风雪高原往家赶，只是路太远，邮差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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