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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窑改了名字叫盘山砖厂。
耸立的烟囱每日都冒着滚滚浓烟，像一支铁灰色的巨笔，在蔚蓝的天空写下浓墨重彩的图画。
那烟不是乌沉沉的死灰，而是一团团被炉火舔得通亮的云，卷着火星子往天上冲。远远望去，像一条挣脱了束缚的赤龙，在风里翻腾，把盘山城里城外的寒气都逼退了三分。
风里裹着的硫磺味儿掠过砖窑，窑口的火光将傍晚的云霞染得愈发炽烈，刚出窑的红砖泛着青黑色的光泽，被铁板的滚床运出来时，还带着灼人的热气。
德麟站在窑顶的了望台，一身粗布夹袄被烤得发脆，袖口沾着红土，脸上映着火光。他抬手抹了把汗，指缝里都嵌着细细的红砖末。
厂区里穿梭的板车，正排着队把刚出窑的红砖运出去。红砖码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像列队的新兵。
砖缝里透出的余温，把赶车汉子的眉毛都烘得卷了起来。车辙压过的盐碱地上，碾出深深的沟壑。
砖厂的操场上，一台台的拖拉机排着队，等着工人们把一垛垛红砖装上后车斗。“突突突”地吼叫着，把热乎乎的红砖，送往盘山农场各处的建筑工地。
“再跑一趟！城北的粮库今儿得封顶！”德麟的嗓子沙哑，却掩不住笑。
他一笑，眼角的褶子就挤出两枚浅浅的月牙，像砖坯上不小心按下的指纹。
砖厂的活计又苦又累，可苦里累里也蓄满了甜。
几年前这儿还只是一片荒窑，德麟领着十几号人，用铁锹、箩筐和肩膀，硬生生把窑口挖开，重新改了里面的构造。上了最新的机器设备，把土和成泥，把泥烧成砖。
如今，盘山城墙根下的豁口、被洪水啃噬的堤岸、炸成麻花状的铁桥，全靠这一车又一车的红砖慢慢缝补起来。
还有整个盘山县城变农场的重建。城东的供销社刚起了地基，盘山小学的教室正在上梁，连农场大院的围墙都用着这里烧出的红砖。
夜里，德麟常独自蹲在窑后，听火舌舔砖的哔啵声，觉得那声音像自己胸腔里跳着的另一颗心。
他粗糙的手掌抚过了望台的铁栏，栏杆上还留着经年累月的温度，这双手曾无数次伸进窑口探查火候，指节上结着厚厚的茧子，虎口处还有被火星烫出的疤痕。
“夏厂长，这批砖硬度够！农场工地的李工头说还要加订两车。”烧窑师傅老张隔着窑道喊，声音被热浪烘得有些发飘。
德麟笑着点头，眼角的皱纹里落满了烟灰。
三年前砖厂刚投产时，他带着五十多个工人没日没夜地守在窑边，第一批砖出窑，硬度不够，烧裂了一半，他蹲在废墟里盯着碎砖看了整夜。
第二天就带着人翻修窑体，把老祖宗传下的烧窑口诀写在烟盒纸上，反复琢磨火候与风压的关系。
机器卡了，请不来厂家的技术工程师。德麟没日没夜的啃书本，做实操，一遍遍打电话请教，硬是自己琢磨透了。
如今砖厂日产红砖五千块，不仅解了县城重建的燃眉之急，还让一百多个村民有了稳定的活计。
可就在窑火最旺的当口，一纸政令下到盘山农场，村子要改制成生产队。
砖厂的烟囱熏黑了天边的云霞，笼罩着夏家村的土墙上贴出的大红告示。根据盘山农场指示，夏家村正式改制为夏家大队，要选队长。
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到半天就传遍了十八个自然村。
村委会的老槐树下挤满了人，竹椅上的老人吧嗒着旱烟，年轻媳妇抱着孩子议论纷纷。
“我看老夏家的德麟行，”村东头的王铁匠磕了磕烟锅，“砖厂都被他盘活了，咱大队交给他准没错。”
这话像投入湖面的石子，立刻激起一片附和。有人说德麟为人实诚，去年闹春旱，他把砖厂的抽水机让给村里浇麦田；有人说他脑子活，懂得算细账，不像有些干部光会喊口号。
当村民代表把推选结果送到德麟手上时，他正在砖厂的记账本上核对数字。泛黄的纸页上记着每窑砖的数量、耗煤量，字迹工整得像砖缝排列的纹路。
“这……”他捏着那张盖着红手印的推选表，指腹摩挲着村民们歪歪扭扭的签名，心里像压了块刚出窑的红砖，沉甸甸的。
傍晚时分，盘山农场的场长兼主任韩庆年骑着旧自行车，来找德麟。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人民服，裤脚沾着泥点，显然是从村里一路骑过来的。
“德麟，”他拍着德麟的肩膀，手掌的力度比往常重了些，“你是省里都挂号的人，都知道你的本事，可这生产队的担子......”
德麟见他欲言又止，憨厚地笑了，眼角的纹路里还沾着窑灰：“韩场长，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他知道韩庆年的顾虑，砖厂刚步入正轨，正是需要主心骨的时候，可生产队刚刚改制，百废待兴，更离不开能挑大梁的人。
韩庆年看着他被烟火熏成深褐色的脸颊，突然松了口气，又有些愧疚。
那年冬天砖厂缺煤，是德麟带着人去一百多公里的抚顺煤矿拉煤，用的是砖厂自己的拖拉机。回来时冻得嘴唇发紫，却笑着说“砖不能停”。
这样的人，无论把他放在哪里，都能生根发芽。
砖厂的事刚交割完，更大的浪头打来了。 大跃进的风带着特殊的热度吹遍了全国。
广播匣子里天天喊着“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的口号贴满了盘山城的墙壁。
城里竖起一座座小高炉，像雨后冒出的毒蘑菇。
年轻人揣着进城当工人的梦想涌向城里。他们挤在卡车后斗里，唱着歌往城里涌。
德麟却卷着铺盖从场部，住进了夏家大队的队部。
夏家大队的青壮年走了大半，连村小学的教书先生都辞职，去了农场里的钢铁厂。
德麟站在村口，看着那些曾经一起掏鸟窝、滚铁环的伙伴，如今穿着劳动布工装，胸口别着搪瓷厂徽，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夜里，他躺在队部冰凉的土炕上，听窗外北风卷着铁哨般的尖啸。
炕桌上摊着一本账簿，算盘珠子被他拨得噼啪响，可数字总对不上。缺人，缺劳力，更缺能写会算的人。
站在队部的门口，望着空荡荡的晒谷场，德麟的心里像被秋风吹过的田野，空落落的。
生产队要记账、要统计工分、要核算粮食产量，没有个懂文墨的人可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