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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同事犹豫着要上前，却被穿灰夹克的班长挥手拦下：“先关电源！别碰伤者！等厂医来！”
祁天佑皱眉，几步冲过去，伸手一把推开班长，“再拖三十秒，动脉破了，这条胳膊就废了！”
他扯下衬衫内侧的白衬布 ，三两下叠成方块，按在伤口近心端，拇指压着结头迅速勒紧。
血立刻把白布浸成暗红，他手没抖，力道掐得刚好，指尖蹭到工人胳膊上的老茧时，心里猛地一沉。
伤者疼得倒抽口气，额角的汗往下滚，抬头看他：“你谁啊？”
祁天佑没答，只问：“名字。”
“郑西坡。”
祁天佑的动作顿了半秒，睫毛颤了颤，脸上却没露分毫。
他扶着郑西坡往角落的休息区走，避开了远处巡视员的视线 。
那里有张塌了条腿的木桌，用砖头垫着才勉强平稳，几张塑料凳歪歪斜斜地摆着，凳面沾着黑油。
“你们这厂，工伤算不？” 祁天佑蹲下来，声音压得低。
郑西坡靠在墙上，苦笑了声：“还能算？自己倒霉呗。去年改制完，新老板说‘按合同办事’，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操作不当自行担责’。”
“那你这次？”
“还没定。”
他抬起左手，小指只剩半截，断口处的疤皱巴巴的，像块干硬的树皮，
“上次冲床没卡住，手指头没了半截，最后就赔了八千。连医药费都不够，还扣了我当月绩效。”
“这次要是评不上伤残，顶多给两千，够买几盒消炎药。”
祁天佑盯着那只手：
指甲缝里的油泥嵌得深，抠都抠不下来；
虎口裂着道血口，没结痂的地方渗着红；
老茧叠着新痂，厚得能磨破纸。
记忆里父亲的手，一模一样。
“不报工伤？”
“报了。”
郑西坡的声音低下去，喉咙里像卡了沙，
“社保局说材料不全，要补三次安全会议纪要、两次培训签到表，还有…… 事故前十分钟的监控录像。”
他扯了扯嘴角，冷笑里裹着无奈，“可那天的摄像头，正好‘坏了’，硬盘也‘丢了’，啥都查不着。”
祁天佑没说话，指尖在膝盖上轻轻敲着。
风从车间门缝里钻进来，吹得他衬衫下摆晃了晃，也吹开了心底压着的旧事 。
十二岁那年，父亲从井下被抬出来，肋骨断了三根，咳着血说 “能报工伤”，结果厂里只给了三千块，说 “无责任事故”。
父亲在家咳了八年，第五年开始吐血，最后诊断书上清清楚楚写着 “尘肺晚期”，走的时候才四十六岁。
那时候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跪在厂长办公室门口求一张盖章的证明，被保安架出去扔在雪地里。
雪花落在父亲的遗像上，他抱着相框哭，手指冻得没了知觉，只记得厂长隔着玻璃说：“穷鬼就别想占便宜。”
现在他穿定制西装，戴翡翠扳指，能自由进出省委大院。
可眼前郑西坡的手、地上的血痕、车间里轰鸣的旧机器，像一记闷锤砸在胸口，砸得他喘不过气。
“你们就没集体反映过？” 他问。
郑西坡摇头，头靠在墙上，声音发哑：
“反映过。去年联名写了十次信，寄到市安监局、信访办、总工会，回执倒是都收到了，可没人来查。”
“反倒是我和另外几个带头的，被调去上夜班，工资每月扣五百绩效，说是‘不服从安排’。”
“没人辞职？”
“辞不了。”
他苦笑，指节敲了敲裤兜，
“合同签的五年服务期，违约要赔五万。我们一个月才挣三千五，除去房租水电和娃的学费，能剩下五百就不错了 。”
“五万？卖血都凑不齐。”
祁天佑掏出牛皮笔记本，扉页上的钢笔字已经泛旧，是父亲当年教他写的 “正直”。
笔尖悬在纸上顿了顿，墨点晕开一点，然后写下一行字：
让历史车轮停下来的人，先得听见被碾者的哭声。
字迹力透纸背，笔锋都带着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