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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仔细揣摩沈墨措辞的倾向，对哪些技术路线表现出兴趣，对哪些现行做法流露出不易察觉的保留或质疑。
他甚至通过李秘书，在不经意间了解沈墨那个“技术情报与前瞻研究组”最近在关注哪些领域的动态，调阅了哪些资料。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王建国脑海中逐渐拼凑出一个更加立体的沈墨形象：
一个拥有扎实苏式教育背景和开阔国际技术视野的专家，对当前国内某些领域技术发展的“闭门造车”和低水平重复深感焦虑，渴望有所作为，却又因自身背景敏感和所处部门的边缘化而倍感无力与压抑。
他对王建国的态度，是一种混合了技术认同的谨慎靠近，以及因孤独和不被理解而滋生的、对“同类”的隐约期待。
就在王建国小心翼翼地经营着部里这盘复杂棋局的同时，四九城的市井生活，在1964年这个看似平淡的春天里，正以其特有的、坚韧甚至有些野蛮的方式，对抗着无处不在的匮乏与停滞。
而这种对抗，很快以一种更加直接、也更加危险的方式，与王建国产生了交集。
这次，不是收音机配件，而是关乎“入口”的东西——粮食，或者说，是能弄到粮食的“门路”。
消息最初是从马三那里，以一种夹杂着兴奋与忐忑的语气传来的。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马三鬼鬼祟祟地溜到王家，等王老汉、陈凤霞都睡下了，才压低声音对王建国说：
“建国哥，有桩‘买卖’，不知道你敢不敢沾边。”
王建国正在灯下看着一份关于东北某林业局请求调拨新型油锯的报告，闻言抬起头，看着马三闪烁的眼神：
“什么买卖？犯法的不做，投机倒把的不碰，这是我的底线。”
“那不能！肯定不犯法！”
马三连忙摆手，凑得更近，声音压得几乎听不见，“是这么回事，我认识一个哥们，在通县粮库干临时工。他说，他们粮库最近清仓底，扫出来不少‘土粮’和‘扫仓粮’。”
王建国心里一动。“土粮”、“扫仓粮”，这是粮库系统的行话，指的是清仓时从角落、麻袋缝里清扫出来的、混杂着泥土、砂石、碎秸秆的粮食，以及一些因轻微霉变、虫蛀而不符合入库标准，但又没到完全报废程度的“等外粮”。
按照严格规定，这些粮食要么折价处理给指定单位（如饲料厂、酒厂），要么就地上报损耗处理。
但在粮食极度金贵的年代，这些东西在黑市上，也是让人眼红的“硬货”。
“数量多少？品相怎么样？什么价？”
王建国问得直接。
“数量……我那哥们说，攒了小半年，估摸着能有千把斤，主要是玉米和高粱，还有少量麦子，混在一起，土和石子不少，得自己筛。品相肯定不如好粮，但绝对能吃，霉变的不多。至于价钱……”
马三舔了舔嘴唇，“他们不敢明着卖，怕查。说是可以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换点他们急需的东西。”
“换什么？”
“工业券，最好是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实在不行，肥皂、灯泡、劳保手套、胶鞋也行，要新的。还有……要一部分现金，但比例不能高。”
马三一口气说完，紧张地看着王建国。
王建国沉默了。
千把斤“土粮”，哪怕筛掉两三成杂质，也有六七百斤可食用的粮食，在这个定量紧绷的年月，对任何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小集体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横财”。
用工业券和紧俏日用品去换，虽然同样珍贵，但相比粮食，对王建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工业券的获取难度相对低一些——他在部里，级别不低，每年都有些定额配发，加上之前的一些积累，以及通过沈墨那条线或许能间接搞到一点“额外”的，比如修理收音机后剩下的“大前门”，就是硬通货。
现金部分，他手头也还有些积蓄。
风险同样巨大。
这属于典型的“挖社会主义墙角”和“投机倒把”行为，一旦被发现，涉事的粮库职工、中间人、买家，一个都跑不了，轻则开除公职，重则判刑劳改。
而且，马三那个“哥们”是否可靠？粮库内部是否还有其他眼睛？交易过程如何确保安全？这些都是未知数。
“你那哥们，靠得住吗？”
王建国沉吟半晌，问道。
“靠得住！绝对靠得住！”
马三拍着胸脯，“我俩光屁股玩到大的，他爹以前跟我爹在一个厂。他这回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家里老娘病着，孩子饿得嗷嗷叫，他那点临时工工资，根本不够。这才铤而走险，想弄点东西换钱换票。他跟我说，只要东西靠谱，价钱好商量，但一定要快，而且要绝对保密。”
王建国看着马三急切而信任的眼神，知道马三不会害他，但马三那个“哥们”是否如他所说般可靠，就难讲了。
底层人在生存压力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也容易被更大的力量操控或出卖。
“这样，三儿，”
王建国最终做了决定，语气严肃，“这件事，风险太大。我们不能直接参与买卖。”
马三脸上露出失望之色。
“但是，”
王建国话锋一转，“粮食，确实是好东西。你那个哥们家里困难，也是实情。咱们可以换个方式帮他，也帮自己。”
“什么方式？”
“你告诉他，粮食，我们可以帮他‘处理’掉一部分，但不是买，是‘借’或者‘代存’。”
王建国缓缓说道，“我们用工业券、日用品和一部分钱，作为‘抵押’或‘保管费’，换走一部分粮食。比如说，换他五百斤‘土粮’。我们负责运走、筛净。粮食我们暂时借用，度过眼前的春荒。等以后，他或者他家急需用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等量的好粮，或者折算成钱和票，还给他。当然，‘保管费’就不退了。这样，表面上，我们不是买卖，是互助。他解决了眼前急需的票证和现金，粮食的所有权名义上还在他那里，风险小一些。我们也得到了急需的粮食。”
马三听得眼睛发亮：
“建国哥，你这法子高！既帮了忙，咱们也得着实惠，还不算投机倒把！我这就去跟他说！”
“慢着，”
王建国叫住他，“这事不能急。第一，你要跟你那哥们说清楚，这是互助，不是买卖，要他管好嘴。第二，交易地点、时间、方式，必须绝对稳妥。不能在他们粮库附近，也不能在城里人多眼杂的地方。最好选在郊区僻静处，半夜进行。我们这边，我去弄车，你找两个绝对可靠的、嘴严的帮手，负责搬运和放哨。第三，东西准备好，工业券、日用品清单我来拟，现金我出大半。你只管牵线搭桥，具体交接，你不要直接碰粮食和钱票，你只负责联络和确认安全。”
“明白！建国哥，你考虑得太周到了！”
马三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王建国目光锐利地看着他，“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那哥们知，再不能有第六个人知道！包括你媳妇，也不能说漏半个字！万一出事，你知道后果。”
马三打了个寒噤，连连点头：
“我懂！我懂！打死我也不说！”
接下来的几天，王建国开始了紧张而隐秘的筹备。
他盘点自己手头的工业券和紧俏物资：
自行车票有一张，是去年攒下的，一直没舍得用；缝纫机票没有；肥皂票、灯泡票、劳保手套领取凭证还有一些；崭新的胶鞋有两双，是之前肉联厂作为“抗洪先进”的奖励，他一直没穿。
现金，他手头能在明面上动用的，大约有八十多块，这几乎是他们家除却必要生活费外全部的积蓄了。
他又通过李秘书，以“家里老人需要，人情往来”为由，用两条“大前门”香烟，从部里行政处一个相熟的干事那里，换来了二十张肥皂票和十副线手套。
东拼西凑，总算凑齐了一份看起来颇有分量的“抵押品”清单：自行车票一张，肥皂票三十张，灯泡票十五张，劳保手套二十副，新胶鞋两双，现金五十元。
车辆是个问题。
私人不可能有车。
公车更不能动用。
王建国想到了狗剩。
肉联厂有一辆用来拉泔水和杂物的破旧三轮车，平时就扔在厂区角落，除了狗剩和驴蛋偶尔摆弄一下，基本没人管。
这车虽然破，但能装货，声音也不大，适合夜间行动。
他找了个由头，去肉联厂“检查工作”，私下里跟狗剩交代了（没细说用途），只说家里有点重东西要搬，借三轮车用一晚，第二天一早保证还回来，还塞给狗剩两包“劳动”牌香烟。
狗剩二话没说，拍着胸脯保证把车弄出来，加好油，擦干净，晚上停在指定地方。
马三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他那个“哥们”同意了“互助”方案，对抵押品清单很满意，尤其是那张自行车票。
双方约定，三天后的夜里十一点，在通县往东、靠近潮白河河滩的一片废弃砖窑附近交易。
那边偏僻，夜里基本没人。
对方出两个人，带粮食。
这边也出两个人，带东西和车。
交接完毕，各自走人，互不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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