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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啊，你的想法很好，很有前瞻性。”
吕厂长拍着王建国的肩膀，语重心长，“你现在是部里也挂上号的人物了，眼光要放得更远。厂里这摊子具体恢复工作，你多费心，我支持你。但有些事，急不得，尤其是人事、资金这些，得一步步来，要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你年轻，有冲劲，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多和同志们沟通，尤其是像老蒋、还有几个车间的主任，他们都是厂里的老人，有经验，也有自己的难处。团结好了，劲往一处使，咱们厂才有希望。”
这是推心置腹，也是提醒和告诫。
这次谈话，暂时稳固了王建国在部里的领导核心位置，也划定了彼此的权责边界。
王建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具体的技术攻关和生产组织优化中。
他让狗剩、驴蛋带领的“土法生产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尝试摸索更高效的人员配合与工具使用流程，并记录下来，形成简单的操作规范。
他请王老汉和几位老师傅，对厂里那些泡水设备进行更细致的分类鉴定，特别是对一些关键部位的损伤程度进行评估，为后续可能的维修或报废提供依据。
他让卫忠协助蒋东方，进一步完善灾后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检疫流程，确保每一批出厂的产品都经得起检验。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和笼络一些可靠的技术骨干。
马三脑子活，交际广，但有时难免油滑，王建国便让他负责一些对外联络和物资协调的工作，既发挥其长处，也敲打他要注意分寸，绝不能碰触红线。
狗剩、驴蛋踏实肯干，但文化不高，王建国便鼓励他们多学技术，甚至私下找了些基础的机械原理书籍给他们看，让他们不仅仅是个“劳力”。
卫忠谨慎细致，忠心可靠，王建国便让他更多地参与到一些内部管理和信息传递工作中，成为自己的耳目和臂膀。
就在王建国在肉联厂的泥潭中艰难跋涉、努力构建自己稳固根基的同时，四合院那头，因许大茂和娄小娥结合而引发的波澜，并未因那场房产风波而平息，反而在寒冬的催化下，呈现出更加光怪陆离的样态。
许大茂在经历当众撕扯和“成分”问题的迎头痛击后，确实消停了一段时间。
他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缩回自己那两间粉刷一新的“爱巢”里，舔舐着面子和心理上的创伤。
那件事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娄家女婿这个身份，并非一把可以肆意挥舞、无往不利的金钥匙，在某些时候，它更像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艳羡，也能招来嫉恨和攻击，尤其是当它与他自身的张扬和算计结合时，更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标靶。
然而，许大茂毕竟是许大茂。
短暂的蛰伏后，他很快调整了策略。
他不再进行那种肤浅的、针对傻柱个人的炫耀性挑衅，那太低级，也容易引火烧身。他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经营”——一种更隐蔽、更注重实际利益、也更符合他“放映员”身份优势的攀附与钻营。
他利用工作之便，接触到的信息和人脉，比普通工人要广。
他开始有选择性地、看似不经意地在轧钢厂一些有些实权的小领导、或者家里有些背景的同事面前，提及自己“岳父”的一些“旧关系”
不是直接炫耀，而是带着一种“请教”或“感慨”的口吻。
比如“听我岳父说，他以前认识某某局的某某，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唉，现在想办点事真难，不像以前，我岳父那时候……不过那都是旧社会的事了，不提也罢”。
这种半遮半掩的提及，既能勾起别人的好奇和一丝敬畏，又显得自己并不以此自傲，反而带着对“旧时代”的批判性反思，政治正确上挑不出毛病。
他更加勤快地往家里捣鼓东西，但不再是什么都往外拿。
他开始有针对性了。
厂里管后勤的副科长喜欢抽烟，他就“正好”有朋友从上海带回来两条“凤凰”；
车间主任的儿子要结婚，想弄点稀罕糖，他就“恰好”能通过娄家的关系，搞到几斤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奶油太妃”；
甚至对二大爷刘海中，他也改变了策略，不再只是递好烟，而是有时会“请教”一些“政策问题”，或者“透露”一点从领导那里听来的、无关痛痒的“内部消息”，满足刘海中的官瘾和虚荣心，让刘海中觉得他许大茂是“自己人”，是“有门路”、“消息灵通”的。
他对娄小娥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少了几分最初的刻意讨好和炫耀，多了些实际的、物质上的“供养”。
他弄回家的东西，开始更多地考虑娄小娥的喜好和“体面”所需——
一块质量上乘的羊毛围巾，一瓶友谊商店才能见到的雪花膏，甚至托人从南方捎来几本印着繁体字的旧诗集，他知道娄小娥喜欢这个。
他开始学着说一些“文雅”点的话，抱怨食堂饭菜油腻时，会说“不如小娥你做的清淡爽口”，看到院里孩子玩闹，会感慨“还是咱们小时候单纯”。
他在努力模仿，或者说，试图融入娄小娥那个虽然没落、但依然讲究“格调”的世界，尽管这种模仿显得笨拙而刻意。
娄小娥对于丈夫的这种变化，感受复杂。
她当然能察觉到许大茂在刻意迎合自己，那些礼物和讨好的话语，最初也让她感到一丝暖意，觉得丈夫是在意自己的。
但时间稍长，那种刻意和模仿背后的不协调感，以及许大茂骨子里并未改变的精明算计，还是让她隐隐感到隔阂。
她并不傻，知道许大茂看中的，绝不仅仅是她这个人，还有她背后那个虽然式微、但依然有些残余价值的“娄家”。
她享受着许大茂带来的、相对于院里其他人家而言优越许多的物质生活，也感激他对自己的维护，但内心深处，那种孤独感和对未来隐隐的不安，并未消散。
她与这个院子，与许大茂的那些工友、邻居，依旧隔着一层透明的、却坚韧的屏障。
她大部分时间依然待在家里，看书，听收音机，偶尔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发呆。
与院里其他妇女的交往，仅限于见面点头，客套寒暄。
她像一个美丽而安静的瓷娃娃，被许大茂小心翼翼地供奉在这两间重新粉刷过的、却依旧属于市井的房子里。
傻柱在经历了最初的狂躁、被王建国点醒后的迷茫与努力，以及目睹许大茂“栽跟头”后的某种心理平衡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却也更加焦灼的“追求期”。
他严格遵循着王建国“做好自己，适度关心，展现价值”的策略。
在食堂，他更加卖力，不仅大锅菜力求味道稳定，还开始琢磨一些小锅菜的创新，用有限的食材变着花样，居然也弄出了几样颇受工友好评的新菜式。
食堂主任对他刮目相看，甚至在一次厂里小范围接待时，点名让他主勺。
傻柱把握住机会，使出了浑身解数，做的几个菜得到了客人的好评。
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于海棠耳朵里。
他不再死缠烂打，但坚持着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关心。
今天送一小罐自己腌的、爽口的酱黄瓜，听说于海棠最近胃口不好，明天“正好”多打了一份食堂里难得的红烧肉，用饭盒装着，让广播室相熟的女同事捎给于海棠。
东西不值钱，但那份持续的关注和体贴，是实实在在的。
于海棠起初还有些矜持和推却，后来也就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有时还会回赠一两张用过的广播稿，或者一句“谢谢”。
傻柱甚至真的开始“学习”。
他找王新民借了初中语文课本，吭哧吭哧地认字，看报纸，就为了下次跟于海棠聊天时，不至于完全接不上话。他还偷偷去听了两次工人文化宫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回来居然也能跟于海棠扯两句“革命激情”、“浪漫主义”。
这些变化，于海棠都看在眼里。
她不是铁石心肠。
傻柱的笨拙、真诚和实实在在的改变，与许大茂那种浮夸的、带着明确功利目的的殷勤相比，孰轻孰重，她心里渐渐有了掂量。
尤其是许大茂结婚后，虽然依旧对她有些暧昧的示好，送电影票，说些撩拨的话，但“已婚”这个事实，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让于海棠本能地感到不妥和警惕。
相比之下，傻柱虽然“土”，但清白、踏实，对她的好是全心全意、不求回报的。
然而，要让她立刻下定决心接受傻柱，似乎还差那么一点“契机”，或者说，一种能让她彻底放下心防、确认心意的“感觉”。
她依旧在犹豫，在观望。
这种犹豫，让傻柱备受煎熬。
他觉得自己已经用尽了全力，改变了自己能改变的一切，可于海棠的态度，始终是那种温和的、有距离的友好，看不到明确的希望。
他像在爬一座没有尽头的山，汗水流干了，力气用尽了，却不知道山顶还有多远，或者，山顶到底有没有他想要的风景。
这种焦灼，在一个周末的下午达到了顶点。
那天，于海棠休息，来院里找一大妈借个鞋样子。
出来时，正好碰上许大茂推着自行车从外面回来，车把上挂着一条不小的鲤鱼，还有一网兜苹果。
许大茂看到于海棠，眼睛一亮，立刻停下车，满脸堆笑：“海棠，这么巧？来院里办事？”
于海棠淡淡地点了点头：“许师傅。”目光扫过他车把上的东西。
许大茂察言观色，立刻说：
“哦，这鱼是朋友给的，新鲜。苹果是托人从郊区摘的，可甜了。来来，海棠，拿几个苹果回去尝尝！”
说着就要从网兜里掏苹果。
“不用了，许师傅，谢谢。”
于海棠连忙摆手，“我家里有。”
她不太想和已婚的许大茂有太多牵扯，尤其是在院里众目睽睽之下。
“哎呀，跟我还客气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