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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还没立，根已经穿殿。
韩霁骑在马上，望着眼前被乱石封死的山道，风从谷底吹上来，带着一股陈年的焦味。
随从正欲劝他折返，一名老猎户拄着木杖走来，摇头道：“这山每年霜降前后必塌，村里人都说是‘天罚’。”
“天罚？”韩霁下马，眉头微蹙，“为何偏偏是这时？”
老猎户不答，只指了指半山腰一处断崖：“那底下埋过火，土是黑的，鸟都不落。”
韩霁心头一动。
他自幼读史，最恨隐恶于野、掩罪于土。
这几日翻阅拾遗亭残档时，曾见一行模糊记载：“灯变夜，流民千余避入陇西谷，官军围而焚之，称剿逆党。”当时以为是谣传，如今听来，竟与眼前情形隐隐相合。
他命人取铲掘土。
不多时，有人从泥中挖出一片焦木，边缘还连着炭化的布条；又有人拾得半截陶铃，铃舌断裂，刻着一个极小的“苏”字——那是当年安国公府发放灾粮时用的标记。
韩霁沉默良久，忽然蹲下身，亲手捧起一抔黑土。
“就地取泥，制陶为碑。”他声音很轻，却无人敢违。
随从取水和泥，捏成一方粗陶碑坯。
韩霁取出刻刀，在上面一笔一划写下：“此处埋骨二十三人。”
没有名字，没有籍贯，只有数字。
可这数字，是从九百七十三个口述记忆里拼出来的最后碎片。
他在碑旁燃香，三拜而起。
随后修书一封，奏请朝廷在此建祠追祀，言辞恳切：“死者无名，然国不可无义。若今日默许白骨蒙尘，则明日青史亦将失魂。”
信使快马加鞭离陇西之时，京城国子监灯火通明。
崔砚铭站在讲台前，朗声道：“今日辩题——《贞元年间是否有大规模焚民掩史之事？》持方学子可自由质询修史院主官裴文昭先生！”
台下座无虚席。
寒门子弟、勋贵公子、甚至太医院的小吏都挤在廊下倾听。
裴文昭披着厚氅坐在屏风后，脸色苍白，咳嗽不止，却仍点头示意开始。
就在此时，一名灰衣青年悄然混入场中，袖中藏刃，目光死死盯着台上病弱的身影。
他是宗室暗中雇佣的死士，任务只有一个：杀了裴文昭，让修史中断，真相永埋。
他缓缓起身，手已触到刀柄。
可还未迈步，左侧一名书生突然高声提问：“裴公！我父死于灯变，尸首都未找回，请问拾遗亭如何确认身份？”
右侧立刻有人接话：“我舅母靠唱古歌记事，她说那晚有孩子喊‘别烧桥’，可是真的？”
问题如潮水般涌来。
越来越多的学生举起笔册记录，有人甚至当场抄录问答内容，准备带回乡中传诵。
那刺客愣住了。
他低头看向自己袖中的刀——这双手，也曾握过锄头，在田里为母亲挣一口饭吃。
他的娘亲，正是灯变幸存者之一，靠着沿路乞讨活了下来，临终前还在念叨：“我没读过书……但我知道那天的事不能烂在肚子里。”
此刻，四面八方全是年轻的声音，不是控诉，不是煽动，而是追问，是求真。
有人挡在他前方，是个瘦弱的寒门士子，手持竹简挡在讲台前，大声道：“此乃国史公审，任何人不得行凶扰典！”
刺客的手抖了。
他想起出发前主子冷笑：“一个病秧子，死了就没人敢再提旧事了。”
可现在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将死之人，而是一场正在觉醒的共忆。
他跪下了，刀坠地，发出清脆一声响。
全场寂静。
裴文昭抬起头，望向那个跪着的人，轻轻道：“你若愿意，也可来说说你知道的事。”
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喝骂。片刻后，一位老学官默默递上纸笔。
而在刑部大堂，沈砚舟正展开一幅由三省拾遗亭拼合而成的地图。
西南苗寨的土地纠纷案至此终于厘清：两族祖先确曾共居一谷，后因战乱分离，各自携带部分契约迁徙。
如今陶片印痕、口传古歌、迁徙路线三点互证，铁案如山。
判决当夜，苗老祭司带着全寨老少来到官衙门前，点燃松枝香火，用本族语言吟唱了整整一夜。
有人说他们是在诅咒，后来才知，那是祖灵归位的迎魂曲。
“祖先说的话，”老人泪流满面，“终于被官府听见了。”
消息传开，民间震动。
拾遗亭前排起长队，不只是记冤案、录旧事，还有老人带着孙儿来讲某年某月谁救过谁，谁替谁背过尸。
历史不再是庙堂独享的碑文，它开始长出毛细血管，渗入泥土。
那一夜，苏锦黎站在王府窗前，手中握着韩霁从陇西寄来的陶碑拓片。
她指尖抚过那行粗拙却坚定的字迹——“此处埋骨二十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