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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东省重工业集团，这座曾经被誉为“汉东工业长子”的巨型联合体，如今正步入它萧瑟的暮年。
凛冬的寒风，卷起地面上厚厚的灰黑色粉尘，在这座钢铁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空盘旋，发出呜咽般的悲鸣。
一辆半旧的桑塔纳，挂着一个毫不起眼的京州本地牌照，缓缓驶入了“汉重集团”那片庞大到无边无际的生活区。
驾驶座上的，正是汉东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方志新。
他脱下了那身象征着权力的笔挺警服，换上了一身灰色的粗呢夹克，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
他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腋下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人造革公文包。
他现在的身份，是汉东省社科院的一名“学者”，前来调研“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困境”的课题。
这是祁同伟的“阳谋”。既然“天网”在“合法”的金融壁垒前暂时受阻，那他就必须用最原始、最接地气的方式，从这座钢铁堡垒的内部，找到那个“刑事案件”的入口。
而方志新，这位从刑警干起，最擅长伪装和人情世故的老将，就是执行这个任务的不二人选。
然而，当车辆真正驶入这片生活区时，即便是见惯了生死与罪恶的方志新，也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刺痛了。
“悲歌”。
祁同伟给的资料上是这么形容的，但方志新觉得，这个词太轻了。
这不是悲歌，这是一座活生生的、正在腐烂和死亡的城市。
目之所及，尽是萧条。
道路两旁，那几排本该在冬日里傲然挺立的白杨树，如今却蒙着一层厚厚的、仿佛永远也洗不掉的油污。
巨大的厂房区，本该是机器轰鸣、钢花飞溅的地方，此刻却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几根最高耸的烟囱，还在吐着稀薄的、有气无力的灰烟，仿佛是这座城市最后的喘息。
生活区里，所有的商店几乎都关门了。墙上，那些早已褪色的、上个时代的标语——“以厂为家，以厂为荣”、“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在寒风中，显得如此苍白而讽刺。
方志新将车停在路边，走进了那片筒子楼。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劣质蜂窝煤燃烧不充分所特有的、刺鼻的硫磺味，混杂着下水道返上来的、令人作呕的酸腐气息。
他看到，在小区的广场上，一群衣着单薄的老人，正排着长长的队。
队伍的尽头，是一个临时的施粥棚。
几个穿着“汉重”工服的年轻志愿者，正费力地从一口大锅里，往老人们的饭盒里舀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白粥和几片菜叶。
“下岗了，放长假了。”一个蹲在墙角的老人，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方志新这个“外来者”，麻木地说道，“说是放假，其实就是等死。一个月三百块的生活费，连买煤都不够。”
方志新的心，猛地一沉。
他走进那栋标着“汉重集团职工医院”的小楼。
大厅里没有开灯，阴冷潮湿。
挂号处的窗口紧闭着，上面用白纸草草地贴着一张通知：“因集团财务困难，医保报销系统暂停。所有费用，请职工自理。”
“自理？”
方志新在一个病房门口，听到了压抑的哭声。
一个中年妇女，正跪在病床前，床上躺着一个插着氧气管、呼吸微弱的老人。
“爸……你再挺挺……我再去借……我再去借……”
“别借了……”床上的老人费力地抬起手，似乎想去拔掉氧气管，“一辈子的工伤啊……到了……到了老了，厂子……厂子不管了……这叫什么……什么事啊……”
方志全新身冰冷。
他这个“学者”的公文包里，装着的，是“汉东国际信托”那份价值百亿的收购计划书。
墙外，是资本的盛宴，是卫庄和赵瑞龙那群“金融家”的狂欢。
墙内，却是十几万产业工人的哀嚎，是看不起病、吃不饱饭的人间惨剧。
方志新握紧了拳头，他那双“学者”的眼睛里，瞬间充斥了一个老警察的、滔天的怒火。
“同志，打听一下，”方志新强压下怒火，拦住了一个路过的工人，“我想找个人，了解一下厂里的情况。你们……你们这里，现在谁说了算？”
“说了算？”那工人苦笑一声，“高劲松说了算，可他会见你吗？”
“我是说……工人们这边。”
“工人？”那人一愣，随即眼中燃起了一丝希望，“你找他？那你得去‘老地方’。我们‘汉重’的脊梁，还没断呢。喏，就前面那家‘丁家面馆’，我们丁主席，在那儿呢。”
“丁家面馆”。
这家开在生活区最深处、只有两张桌子的小店，此刻却挤满了人。
方志新一走进去，就被一股热气和烟草混合的呛人味道，熏得眯起了眼。
屋子正中央，一个头发花白、腰背却挺得笔直的老人，正“砰”的一声，将一个搪瓷茶缸重重地砸在桌上。
他，就是原汉重集团工会主席，丁守仁。
这是一个在汉重集团威望极高的老干部，刚正不阿，一辈子都在为工人的权益奔走。
即便被高劲松以“退休”为名赶下了台，他依然是这十几万工人心中唯一的“主心骨”。
“他高劲松敢卖！我们就敢告！”丁守仁的声音，如同他身后那台老旧的轧钢机一般，洪亮而充满了力量，“他以为把我们‘放长假’，我们就成了待宰的羔羊？做梦！我明天就带队去省委！去京城！我就不信，这朗朗乾坤，没地方说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