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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钦在深圳一待就是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他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着特区的一切信息。他褪去了大学生的青涩，皮肤晒黑了，嘴唇因为焦急和说话过多而起皮，但眼神却愈发锐利和坚定。
他基本摸清了情况：在深圳办厂，政策确实优惠，地价便宜，税收减免，但手续繁琐，需要打通各个环节。最大的优势是毗邻香港，元器件采购和信息获取极为便利。
电路板（PCB）加工，在当时的内地还属于高技术行业，主要集中在几家国有大厂，服务军工和重点工程，根本看不上香港小厂的小批量订单。而这，正是王钦的机会！
他初步规划：先期投入主要购买一台二手的光绘机、一台蚀刻机和一台钻孔机，核心的曝光和显影可以暂时外包（香港有专业作坊），集中力量攻克制板和质检环节。主打双面板和小批量、快速响应的服务模式。
启动资金预估需要五万元左右，这是一笔巨款！
他盘点了一下自己的资产：杭州“求是电子”的流动资金和利润大部分已投入扩大再生产，能抽调的不多；东北公司那边，刚刚经历了孙卫东的事，资金也紧张。
唯一的办法，是融资。
他首先想到了香港渠道。通过华强北的摊主介绍，他接触了几个香港的小电子厂老板。对方对他的技术背景和想法很感兴趣，但提到投资都闪烁其词，更倾向于下订单而不是入股。
看来，想依靠港资不太现实。
他又想到银行贷款。但当时对个体和私营企业的贷款门槛极高，几乎没有可能。
剩下的，只有自筹和……吸引国内的合伙人。
王钦给杭州的柳明月和东北的赵大军分别发了长信（电报太贵且说不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深圳计划和电路板厂的巨大前景，并提出了融资方案：他希望两地公司都能投资入股，同时他也愿意让出一部分个人股份，吸引新的资金。
信发出去后，就是焦急的等待。
利用这段时间，王钦继续寻找合适的厂房。最终，他在上步工业区（现华强北附近）找到了一处废弃的仓库，面积不大，但水电齐全，租金相对便宜。他咬牙用身上剩余的钱付了定金。
等待回音的日子里，王钦也没闲着。他凭借浙大学生的身份和过硬的技术知识，竟然混进了深圳举办的一个小型电子技术交流会。会上，他结识了几个来自内地科研院所和国有大厂的工程师，甚至还有一个新加坡的华裔商人。
与这些人的交流，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也让他对电路板的技术和市场需求有了更深的了解。那个新加坡商人对他很感兴趣，互留了联系方式。
十天后，回信陆续到了。
柳明月的回信很快，态度积极。她认为计划很有前景，表示可以说服校办工厂投入一部分资金（毕竟挂靠关系），但她个人资金有限。同时，她提醒王钦注意政策风险，建议他最好能找到一个有实力的挂靠单位。
赵大军的回信慢一些，但更实在。他召集了王建国、周电工等公司元老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支持王钦。东北公司可以挤出两万元资金，但要求占股比例不能太低，并且希望深圳厂将来能优先采购东北的元器件（如果质量达标）。赵大军在信末写道：“兄弟，放手去干！家里这边有我！”
两万元！这简直是雪中送炭！王钦激动不已。
虽然资金还有缺口，但希望大增。王钦立刻回信，同意了东北的投资条件和持股要求，并催促资金尽快到位。
有了东北的托底，王钦底气足了很多。他开始跑政府相关部门，咨询办厂手续。过程果然繁琐，各个部门踢皮球，对个体办厂（尤其是高科技）既无先例也无热情。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那个在技术交流会上认识的新加坡华裔商人，突然来招待所找他。对方开门见山，表示经过考察，对王钦的电路板项目很感兴趣，愿意投资三万美元，占股百分之四十，并且可以帮助从新加坡引进一台淘汰但尚可用的半自动生产线！
三万美元！按当时的黑市汇率，远超五万人民币！还有设备！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但王钦没有被惊喜冲昏头脑。他冷静地分析了利弊：好处是资金和设备瞬间到位，工厂起点更高；坏处是控股权减弱，而且对方是外商，合作中可能存在文化和管理上的摩擦，政策风险也更大。
是接受外资快速起飞，还是坚持内资缓慢爬行？
王钦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战略抉择。
他需要时间思考，也需要和国内的伙伴商量。
他告诉新加坡商人，需要几天时间考虑。
夜晚，王钦站在招待所门口，望着特区璀璨的灯火和忙碌的工地，心潮澎湃。
机会就在眼前，但陷阱也可能隐藏其中。
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他必须做出最符合长远利益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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