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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深秋的采摘之后，吴家地里的棉花陆陆续续都被摘了回来。堂屋的地上，堆满了小山似的、雪白蓬松的棉花朵儿，散发着阳光和泥土混合的干燥气息。这气息是丰收的味道，也意味着一年中一项重要任务的到来——交公粮。
交公粮的日子，是吴建军一年中为数不多必须去镇上的日子之一，郑重得如同一个仪式。天还没亮透，墨蓝色的天幕上还挂着几颗稀疏的寒星，院子里就响起了父亲刻意放轻的脚步声和整理东西的窸窣声。吴普同被母亲从暖和的被窝里轻轻摇醒。
“同同，快起来，今儿跟你爹去镇上。”李秀云的声音带着清晨的沙哑，但很清晰。她手里拿着一件厚实些的旧棉袄，准备给儿子套上。
吴普同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揉着眼睛。冰冷的空气让他瞬间清醒了不少，想到能去镇上，心里那点残存的睡意立刻被兴奋取代。他飞快地穿好衣服，趿拉着旧布鞋就往外跑。院子里，父亲吴建军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一辆木制的人力板车（当地也叫“地排车”或“拉拉车”）停在院子中央。车上整整齐齐码放着六个巨大的包裹，都用崭新的、厚实的白色苫布包得严严实实，再用粗麻绳纵横交错地捆扎得结结实实。每一个包裹都鼓鼓囊囊，像一座座微型的雪山。这就是全家一年辛苦劳作收获的、品质最好的籽棉。
父亲正用力地勒紧最后一根麻绳，手臂上的肌肉绷紧，额角渗出汗珠。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旧棉袄，袖口磨得油亮。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解放鞋，鞋帮上还打着补丁。空气中弥漫着新棉布和棉花的混合气味，清冷而干净。
“爹，都弄好啦？”吴普同凑过去，好奇地摸了摸那硬邦邦的苫布包。
“嗯。”吴建军应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话。他检查了一下车轴和轱辘，又紧了紧车辕上的套绳。这辆车承载的重量，关系着家里一年的生活费用。
母亲李秀云端着两个热气腾腾的红薯面饼子出来，塞到吴建军手里一个，又递给吴普同一个。“路上垫垫肚子，到了镇上别乱跑，跟着你爹。”她仔细地帮吴普同把棉袄的扣子扣好，又理了理他乱糟糟的头发，眼神里满是叮嘱。
“知道了，妈！”吴普同捧着热乎乎的红薯面饼子，咬了一大口，含糊地应着。
吴建军把另一个红薯面饼子揣进怀里，走到车辕中间，弯下腰，将粗糙的套绳搭在自己宽阔的肩膀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一挺身。
“嘿——哟！”
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发力声，沉重的板车轱辘开始艰难地转动起来，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碾过院子里坑洼不平的泥土地。六个大棉包加起来足有七八百斤重，全靠父亲一个人的肩膀和腰力拉动。
吴普同被母亲抱起来，放到了板车最前面、两个棉包之间特意留出的一个狭小空隙里。那里铺着一小块破麻袋，算是他的“座位”。坐在这里，他的视野被两边高耸的白色“雪山”夹着，只能看到前方父亲弓起的背影和一小片不断延伸的土路。
“坐稳了！”父亲低沉地嘱咐了一句，再次发力，板车终于驶出了院门，碾上了村外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
深秋清晨的寒气像细密的针，刺在裸露的皮肤上。吴普同裹紧了棉袄，把脸埋进领口。他新奇地看着两边的景物在晨曦中缓缓倒退：光秃秃的杨树枝桠直刺灰蓝色的天空，蒙着白霜的田野静悄悄的，偶尔有早起的麻雀扑棱棱飞过。车轮碾过硬邦邦的车辙，颠簸得厉害，吴普同的小屁股被硌得生疼，但他忍着，心里充满了对镇上的向往。
父亲拉着车，一步一步，走得很稳，但也很慢。他低着头，身体前倾成一个很大的角度，整个力量都集中在肩膀和腰腿上。粗重的呼吸化作一团团白气，在他面前缭绕、消散。汗水很快浸湿了他后颈的衣领，在寒冷的空气里蒸腾着微弱的热气。那条粗糙的套绳，深深勒进他厚实的棉袄里，仿佛要嵌进他的骨头。
吴普同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听着他沉重的喘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重量”这个词的含义。这重量不仅仅是车上那六座“雪山”，更是压在父亲肩上一家人生计的分量。他不再觉得颠簸有趣了，小小的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沉甸甸的感觉。
为了驱散这份沉重，也为了给自己和父亲鼓劲，吴普同开始哼起歌来。他不懂什么成调的曲子，只是把从村里广播喇叭和别的孩子那里听来的零碎片段，加上自己胡乱的编造，咿咿呀呀地唱出来：
“棉花白呀白又白，爹拉车呀走得快……公社大门宽又宽，卖完棉花好过年……啦啦啦，小汽车，嘀嘀嘀……”
童稚的、不成调的歌声，在寂静清冷的乡间土路上飘荡，带着一种天真的、不合时宜的欢快。吴建军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只是在他哼得特别大声时，嘴角似乎极其微弱地向上牵动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沉默坚忍的神情。儿子的歌声，或许是他沉重跋涉中唯一的一点慰藉和微光。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金红色的光芒驱散了寒意，给大地镀上了一层暖色。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渐渐多了起来。大多是和吴建军一样，拉着粮食或者棉花去公社交公粮的农民。有赶着驴车、牛车的，也有像吴建军这样全靠人力拉车的。大家互相点头致意，脸上都带着相似的疲惫和期盼。
当“红星人民公社”那褪了色的红漆大字门楼终于出现在视野里时，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了。离得老远，吴普同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公社那两扇刷着绿漆的大铁门外，沿着马路两边，排起了两条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全都是满载着粮食袋或棉花包的车辆。驴车、牛车、马车、人力板车……各式各样，挤挤挨挨，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牲口粪便、粮食和棉花混杂的复杂气味。人声鼎沸，赶车人的吆喝声、牲口的嘶鸣声、人们焦急的议论声、催促声、还有小孩子的哭闹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片巨大的嗡嗡声浪，震得吴普同耳朵发麻。
“咋……咋这么多人？”吴普同惊讶地张大了嘴，他从没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吴建军脸上没什么表情，显然对此早有预料。他拉着车，熟门熟路地找到棉花队伍的后尾，默默地排了进去。他把车停稳，卸下肩上的套绳，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肩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额头上全是亮晶晶的汗珠。
排队是极其漫长而煎熬的等待。日头一点点升高，晒得人暖洋洋的，也晒得人有些焦躁。队伍移动得极其缓慢，像一条巨大的、疲惫的虫子，半天才往前蠕动一点点。吴建军拿出怀里的红薯面饼子，掰了一半递给吴普同。父子俩就着水壶里冰冷的凉白开，默默地啃着干硬的饼子。
吴普同坐不住了，从车上溜下来，好奇地东张西望。他看到公社大门两侧刷着巨大的白底红字标语：“踊跃交售爱国粮棉，支援国家建设！”、“严禁烟火，防火防盗！”。特别是那块“严禁烟火”的牌子，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叉，下面是一根点燃的香烟，显得格外醒目和严厉。空气里弥漫着棉绒絮，吴普同看到有男人刚掏出烟袋锅，就被旁边维持秩序、戴着红袖章的人大声呵斥着掐灭了。
最吸引他目光的，是那些穿着蓝色中山装、戴着蓝色解放帽、手里拿着一个奇怪铁家伙的人。他们就是验收员。他们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在每一辆交棉花的车前停下。
吴普同挤到前面去看。只见一个验收员走到一辆板车前，车上也是几个巨大的苫布棉包。他用手掌用力按压棉包的不同部位，感受着里面的虚实。然后，他拿起了那个让吴普同好奇的铁家伙——那是一根长长的、闪着寒光的铁签子！足有成年人的小臂那么长，拇指粗细，一端尖锐，另一端有个把手。
只见那验收员走到一个棉包前，看准一个位置，手臂猛地用力，那根冰冷尖锐的长铁签就“噗嗤”一声，狠狠地、深深地插进了洁白的苫布包裹里！一直没到把手处！吴普同吓得一缩脖子，仿佛那铁签子是插在自己身上。他想象着里面蓬松柔软的棉花被这冰冷坚硬的东西刺穿、搅动，心里莫名地有些不舒服。
验收员握住把手，用力地旋转了几下，然后猛地向外一抽！铁签子带出来的，不是棉花，而是签子凹槽里紧紧塞满的一小撮棉样。他把棉样凑到眼前，仔细地捻开、观察棉花的色泽、长度、杂质含量，又放在鼻子下闻闻有没有霉味或潮气。整个过程快速而冷漠，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力感。
“三级。”验收员面无表情地吐出两个字，在手里的本子上记录着。
那辆板车的主人，一个黑瘦的中年汉子，脸上立刻堆满了讨好的笑容，凑上前去：“同志，同志您再看看？咱这可是头茬好花，又白又绒长，咋才三级哩？去年还评了二级……”
“杂质多，绒头短！”验收员眼皮都没抬，硬邦邦地甩下一句，走向下一辆车。那汉子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变成一种混杂着失望、无奈和隐隐愤怒的复杂表情，他狠狠地跺了跺脚，蹲到一边闷头抽烟去了（很快又被红袖章呵斥着掐灭）。
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吴普同的小脑袋里。他跑回自家的车旁，仰头看着父亲，小声问：“爹，咱的棉花……会是几级？”
吴建军正靠着车辕闭目养神，闻言睁开眼，看了看自家的六个苫布包，又看了看长长的队伍，眼神沉静得像一口深井：“不知道。看验级员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