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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高度专注和紧张的工作中飞逝，转眼间，李满仓配合“未来小组”的专家们，在这处与世隔绝的保密基地里，已经连续忙碌了整整两个多月。
这两个月，对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而言，都仿佛经历了一场精神的洗礼和认知的重塑。
那间由会客室改造而成的“未来档案库”早已不能满足需求，所有资料被转移到了基地深处一个更加庞大、安全措施更为严密的分析中心。
海量的报纸、书籍、报告被小心翼翼地扫描、数字化，建立起了庞大的数据库。
专家们根据不同的领域，分成了若干个核心课题组，夜以继日地对这些来自未来的信息进行着深度挖掘和交叉验证。
李满仓的角色，也从一个单纯的信息提供者，逐渐转变为关键的咨询顾问。
专家组拥有未来几十年的报纸，可以清晰地看到某个时间节点上公开报道的事件、数据和社会现象，这为他们勾勒宏观图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报纸记载的往往是结果，是表象。
许多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决策内幕、未公开的技术细节、以及社会情绪微妙的变迁，则需要李满仓这个亲历者的记忆来补充和印证。
“李满仓同志，请看一下这份1985年《RM日报》关于价格闯关的社论和后续报道，”经济组的负责人拿着一份打印出来的资料找到他，
“根据后续的经济数据曲线显示，此次改革引发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和社会波动。
资料库中有一份内部评估报告提到了承受了阵痛，但语焉不详。
以你未来的视角看，当时的决策是否存在更优解？关键的风险控制点应该在哪里？”
李满仓凝神回想，结合前世在底层挣扎的感受和后来看到的解密资料，缓缓道：
“初衷是好的，希望理顺价格体系。
但当时对民众心理承受能力和市场调节功能的预估可能过于乐观。
配套的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措施没有完全跟上。
如果当时能更渐进，或者在关键民生领域设置更长的过渡期和更坚固的防火墙，阵痛或许会减轻很多。”
他的话语没有高深的理论，却带着来自民间的切身体验和历史的后见之明，让经济组的专家们频频点头，迅速在分析报告上添加了关键的备注和风险推演。
科技组遇到的难题更为具体。
“满仓同志，这份2010年的《自然》期刊摘要提到了石墨烯材料的突破性进展，认为其是未来材料。
资料库显示我们国家在相关领域起步不算晚，但为何在产业化应用的关键时期，似乎落后了？
是技术路线选择问题，还是受到了外部制约？”一位材料学泰斗虚心地请教。
李满仓沉吟片刻，回答道：“两方面原因都有。初期我们跟踪很紧，也投入了不少。
但当时国际上有几条技术路径在竞争，我们可能在判断上出现了一些偏差，资源分散了。
更重要的是，在试图引进关键制备设备时，受到了严格的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
等我们下定决心自主研发突破时，已经失去了一些先机。”他顿了顿，补充道，
“不过后来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还是追上来了，但在那个时间点，确实走了弯路。”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各个课题组上演。
国际关系组的专家指着1999年关于“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的报纸，询问当时民间情绪的烈度和后续影响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