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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初夏，洛阳嵩阳书院的银杏树下，暑气被浓密的枝叶挡在墙外，只漏下细碎的光斑落在青石板上。书院的讲台上，身着素色道袍的周敦颐手持一卷《太极图说》手稿，目光扫过台下三十余名学子，声音温和却透着坚定：“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非仅言天地之理，亦言人世之序。五代乱世，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皆因‘理’之崩坏；如今大宋治世，当以‘理’重建秩序，方能长治久安。”
台下，年过五旬的赵仲（国子监编修，鬓角霜白更甚）坐在首排，手里捧着赵烈晚年编纂的《五代伦理考》，册页上“后晋天福年间，子弑父、臣弑君者十有三”的朱批，与周敦颐的话语形成尖锐呼应。他身旁的赵承（刚从西北调回洛阳，任禁军武学教谕）一身轻甲未卸，腰间的铁胎弓斜挎在身，却听得格外专注，偶尔在纸上记录“理即秩序”“乱世失理”的字样，年轻的脸上满是沉思。
“周先生，”一个身着儒衫的学子起身提问，声音带着疑惑，“五代之乱，皆因藩镇太强、君权太弱，与‘理’何干？若按先生所言，只需讲‘理’，便能避免战乱？”
周敦颐放下手稿，走到银杏树下，指着树干上交错的枝桠：“君为干，臣为枝，民为叶——此乃天然之理。五代时，藩镇如乱枝，夺干之权，枝叶凋敝，非‘理’之过，乃‘失理’之过。就像这棵银杏，若乱枝不剪，干何以立？叶何以生？如今大宋削藩镇、强君权，正是‘存理’之举；而‘理’不仅在朝堂，更在人心——官员守‘忠’理，百姓守‘孝’理，将士守‘勇’理，方能无乱。”
赵仲闻言，忍不住起身补充：“周先生所言极是！老夫父亲赵烈，亲历五代战乱，在《五代伦理考》中写‘后唐李存勖宠伶人、杀功臣，是为君失‘仁’理；后汉郭威被逼反，是为臣失‘忠’理；百姓易子而食，是为民失‘和’理’。他临终前还说‘治世之根，在人心有‘理’，不在刀枪有‘利’’——这与先生的‘以理治世’，不谋而合。”
他将《五代伦理考》递到周敦颐面前，册页中夹着一张泛黄的纸片，是赵烈在幽州记录的民间故事：契丹统治下，汉民张老栓为护幼子，宁愿自己被契丹兵打死，也不肯让孩子当奴隶。“周先生请看，这就是百姓心中的‘理’——父护子的‘孝’理，宁死不屈的‘节’理。五代虽乱，此理未绝；如今讲‘理’，正是要让这未绝之理，传遍天下。”
周敦颐接过手稿，指尖拂过赵烈粗糙的字迹，眼眶微微发红：“赵公真乃治世之先觉！此等乱世中仍守‘理’之人，才是中原的根。老夫作《爱莲说》，以‘出淤泥而不染’喻君子，正是想让世人知道，纵经五代淤泥之污，仍有君子守‘理’，仍有希望可寻。”
此时，书院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程颢、程颐兄弟并肩走来，两人皆身着青色儒衫，气质儒雅。程颢手持一卷《识仁篇》，程颐捧着《伊川易传》草稿，见到周敦颐与赵仲，连忙上前见礼：“先生，赵编修！我们刚从伊川赶来，听闻先生在此讲学，特来请教。”
“伯淳（程颢字）、正叔（程颐字）来得正好！”周敦颐笑着招手，“方才正与学子们谈‘理’与五代之关系，你们且说说，何为‘天理’？”
程颐走到讲台上，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天理”二字，笔力遒劲：“‘天理’即万物之本，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非人力所造，乃天然如此。五代时，人欲横流，遮蔽‘天理’——李从珂反唐，是为臣欲夺君权；石敬瑭割燕云，是为己欲害天下。如今讲‘天理’，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让官员不贪、将领不叛、百姓不怨。”
程颢则补充道：“兄长所言‘天理’，非生硬之规，乃人心之本。就像赵公记录的张老栓，他护子并非因有人教，而是心中本有‘父慈’之天理。我们讲学，不是要强行灌输‘理’，而是要帮人‘明’理——让官员明白‘忠’是本心，让将士明白‘勇’是本心，如此方能长久。”
赵承听得心头一震，起身走到二程面前，躬身行礼：“程先生，晚辈在西北守边时，见有些士兵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按军法当斩；可也有些士兵，明知不敌，仍愿死守——这是否就是‘天理’存与不存的区别？”
程颢拍了拍赵承的肩膀，目光落在他腰间的铁胎弓上：“正是！将士的‘天理’，是‘守土护民’。贪生怕死者，是‘畏死’的人欲遮蔽了‘护民’的天理；死守者，是‘存理’而‘灭欲’。你曾祖父赵公，在高平之战率背嵬军破阵，明知危险却仍冲锋，亦是‘存理’之举——他心中的‘理’，是护中原百姓的‘义’，是守周世宗托付的‘忠’。”
赵承握紧铁胎弓，想起曾祖父临终前“收复燕云”的遗愿，眼眶有些湿润：“晚辈明白了！今后在禁军讲学，不仅要教兵法，更要教‘理’——让士兵知道，打仗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守‘护民’的天理，是为了复‘燕云’的大义！”
午后，众人移步到书院的“明道堂”，围坐讨论“理学与治世”。周敦颐拿出《太极图说》手稿，详细讲解“太极生万物”与“君治万民”的对应关系；程颢、程颐则与赵仲探讨《五代伦理考》中的案例，分析如何用“理学”解决宋初的“三冗”问题——程颐提出“官员当守‘廉’理，减冗官即减‘贪’欲”，程颢则认为“百姓当守‘勤’理，兴农桑即‘存’天理”。
赵承在一旁记录，偶尔提问：“程先生，晚辈在西北时，见三司克扣军饷，导致士兵不满，这是否是官员失‘廉’理？若按‘理学’，该如何解决？”
程颐放下茶杯，语气坚定：“官员克扣军饷，是‘贪’欲遮蔽‘廉’理，当以‘理’惩之——不仅要治其罪，更要明其‘失理’之过，让其他官员知‘廉’理不可违。就像五代时，后晋节度使安重荣私藏赋税，最终被杀，非仅因其反，更因其失‘忠’理、‘廉’理。如今大宋有律法，更需以‘理’辅之，让官员从心底明白，‘廉’非为避罪，乃为‘存理’。”
赵仲点头附和：“正叔所言极是！老夫父亲常说‘五代官员多贪，非不知法，乃不知‘理’’——法能惩其行，不能惩其心；‘理’能惩其心，方能惩其行。如今将‘理学’纳入科举，让学子们先明‘理’、再为官，正是为了从根上解决贪腐之弊。”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明道堂的窗棂上。周敦颐、二程与赵仲、赵承漫步在书院的小径上，银杏叶在风中轻轻飘落，像一封封写满“理”的书信。
“赵编修，”周敦颐停下脚步，目光望向洛阳城的方向，“老夫想与你合作，将《五代伦理考》与理学思想结合，编一部《治世明理学》，让官员、学子、百姓都能读，都能明‘理’——你看如何？”
赵仲大喜过望，连忙答应：“求之不得！老夫父亲若泉下有知，见他的手稿能与先生的理学结合，定会高兴！”
程颢则对赵承说：“赵将军，你在禁军讲学，若需理学典籍，我们兄弟愿为你抄录——让将士们明‘理’而战，比教他们再多兵法，更有力量。”
赵承躬身行礼：“多谢程先生！晚辈定将‘理学’融入武学，让禁军不仅是‘能打’的军队，更是‘知理’的军队——不辜负曾祖父的遗愿，不辜负大宋的托付。”
回到赵府后，赵仲挑灯夜战，在《五代秘史》的“理学发展”章节写下批注：“宋仁宗景佑三年，观周敦颐、程颢程颐讲学，叹大宋理学之兴起，实乃五代未有之局。此非仅学术之变，乃治世思想之变——五代乱世，以‘力’夺权，以‘利’治国，终致乱；宋初治世，以‘理’立心，以‘德’治国，终致安。周敦颐以‘太极’喻天理，程颢程颐以‘识仁’‘存理’明人心，皆在补五代‘失理’之缺。然理学非万能：需防‘空谈心性’（脱离现实）、需防‘僵化守理’（失却变通）、需防‘以理压民’（借‘理’苛政），需以五代‘失理’为戒，方能长久。赵烈亲历五代‘失理’之苦，深知‘理在人心，不在典籍’，此发展，亦为完成其‘治世需以理安民心’之遗愿。”
批注写完，赵仲将《五代伦理考》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二程的《识仁篇》草稿放在一起。窗外的月光洒在书桌上，照亮了“理学”二字，也照亮了大宋治世的思想根基——通过理学发展，不仅为宋初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思想支撑，更弥补了五代以来伦理崩坏的缺口，为后续“重文轻武”国策的巩固、科举制度的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时的洛阳，周敦颐还在灯下修改《治世明理学》的提纲，笔尖写下“以理治官、以理治民、以理治军”的字样；程颢、程颐则在整理与赵仲讨论的笔记，准备将五代案例融入理学讲学；赵承在禁军的营房里，给士兵们讲“守土护民”的天理，士兵们听得入迷，原本涣散的士气，渐渐凝聚起来——一场围绕“理学”的思想革新，正在大宋的土地上悄然展开，它源于五代的教训，源于宋初的治世需求，源于无数思想家对“人心秩序”的探索，更源于对百姓的关怀、对中原长治久安的期盼。
而这一切，都像赵烈当年期望的那样——治世不再靠刀枪的威慑，而是靠人心的归向；百姓不再因战乱流离，而是因“理”而安；收复燕云的梦想，也不再仅靠军队的冲锋，更靠全民“存理”的坚定——这份“理”，终将成为大宋最坚实的根基，支撑着这片土地，远离五代的阴影，走向更长久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