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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三司使韩绛，以及刚刚因运河整治初成而被紧急召回议事的曾布、吕惠卿。
这两位“理财圣手”脸上还带着旅途的风霜，此刻却眉头紧锁，盯着面前摊开的预算条目。
“然，敌之倾国，亦是我之重负。”
文彦博继续道：
“韩宣相已做最节省之估算，仅以此番防御、反击、赏功、抚恤计，所费便不下三百万贯。
此尚是依托本土作战，粮草转运、民夫征发皆在境内。
若战事迁延，或反击过程中出现攻城据守之需，耗费还将倍增。”
韩绛适时接口，声音带着钱谷官员特有的精打细算后的疲惫：
“文枢密所言无误。三司与陕西转运司反复核计，三百万贯，已是将内帑支援、各路协济、以及加征部分沿边州军‘和籴’款皆计算在内后的底线。
这还不包括战后边境堡寨修缮、流民安置、以及对立功将士超出常例的额外恩赏。
若战事顺利，能在春末夏初结束，或可勉强支撑。
若拖入秋后……”
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新从东南回来的曾布，对物资流转更为敏感补充道：
“运河初通，南北粮运稍畅，然今冬河北雪大，漕船北上不易。
陕西战事若起，粮草必优先供给西军，河北、河东诸路的常平仓储备便需格外谨慎，以防辽人。”
他特意在“辽人”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吕惠卿则从审计和效率角度提出警告：
“大战一起，州县钱粮调动必急，官吏之中，难免有趁机克扣、虚报、舞弊者。
虽已有御史、皇城司监督，然千里之外，鞭长莫及。
三百万贯，能实打实用到军前、赏到士卒手中的，若能有两百七十万贯，便算吏治清明了。
此亦为隐形成本。”
三百万贯。
这个数字，像一块冰，沉甸甸地压在赵顼心头。
他悄悄问过，如果是以同等规模的兵力，主动攻入西夏境内，进行一场旨在攻城略地的进攻战役，初步估算便要破千万贯！
难怪古来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这“戎”字，真是用金山银海堆出来的，更是用国运在赌博。
比起他登基后经历过的西夏几次中小规模侵扰，这次是真正的国运对撞。
西夏押上了最后的筹码，而大宋，也被迫押上了巨额的财政储备和未来的战略空间。
战争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太多了——战场上一个意外的挫败，可能导致全线士气崩溃；
一个将领的指挥失误，可能葬送数万精兵；甚至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或恶劣天气，都可能让一切计划化为泡影。
打赢了，一切好说；打输了，新法可能夭折，主战派将失势，他的权威将遭受重创，边境永无宁日，甚至可能诱发国内动荡……
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又飘向沙盘上那个点——大顺城。
它会成为撬动整个西北局势的“棋眼”吗？刘昌祚能演好那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险戏吗？
种谔在绥德，真的能牢牢钉住西夏的偏师，并在关键时刻给予致命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