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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公学识渊博，议论精当。太子，可记下了？”
少年耶律浚起身，恭敬答道：
“儿臣谨记。欧阳公所言，以德礼论正统，发人深省。”
他看向欧阳修的目光，充满了纯粹的求知欲与敬意。
经筵之后，欧阳修在辽国上层，尤其是太子和汉官集团中，声望骤升。
他那份渊博学识与淡定气度，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文化力量展示。
司马光的场合，则是在一次与辽国史官、儒臣的专题论学中。
辽国近年也在组织编纂国史，对史学极为重视。
司马光带来了《资治通鉴》部分已完成书稿的抄本（如周纪、秦纪）作为礼物。
当辽国史官翻阅那体大思精、考据严谨、文笔练达的巨着时，无不震撼。
他们编纂的辽史，多囿于实录、谱牒，在历史哲学、编纂体例、叙事宏大方面，难以望其项背。
讨论中辽国汉臣请教历代治乱得失，尤其对南北朝、五代乱世感兴趣。
司马光以其特有的严谨与深刻，分析兴衰之由，归结于“礼”的存废、“人君心术”的正邪。
他特别强调了“信义”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暗合澶渊之盟后的宋辽和平。
其言论扎实厚重，绝不空谈，每一结论皆有史实支撑，令辽国学者折服。
一位契丹学者质疑：
“司马公重礼义，然则如匈奴、突厥强盛时，礼仪岂能御之？
岂非国力强兵为根本？”
司马光正色道：
“国力强兵，固不可少，然无礼义为之纲维，则强兵适足为乱阶。
秦隋之强，二世而亡，何以故？
残暴失人心也。匈奴突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何以故？
徒恃强力，不知建制垂统、化民成俗也。
国之长治，终须礼乐教化内固根本，强兵猛将外御其侮，二者不可偏废。且，”
他看向耶律洪基所在方向（虽未直接对视）：
“《通鉴》所载，能兼用胡汉之长、建立稳固制度者，方得享国长久。此乃史鉴，非修一人之私见。”
他将武力与文治的关系，置于宏大的历史周期中论述，既承认现实，又高扬理想，再次展现了宋朝士大夫将历史经验升华为政治智慧的能力。
辽国君臣，无论赞同与否，都无法忽视这种深厚的历史洞察力。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帐篷，蔡襄、郭熙、崔白、朱文济等人，则进行着另一场“降维打击”。
蔡襄当场挥毫，一幅行书《茶录》片段，笔力沉雄，结体俊朗，气韵生动，将宋人尚意书风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
辽国虽亦有书法名家，但多承唐楷余绪，见到如此充满个性与生命力的书法，围观的辽国贵族、汉官无不屏息，继而啧啧称奇。
太子耶律浚更是恳求墨宝，蔡襄从容书一“静”字相赠，寓意深远。
郭熙、崔白则展示了不同于辽地画风（多宗教、人物、装饰性）的山水、花鸟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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