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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被安置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右下角的时间发呆。凌晨两点十七分，数字安静地跳着，像心跳一样，又轻又沉。窗外黑得彻底，整座城市好像都睡着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警笛，划破夜的寂静。
手机震动了一下，李悦发来一条简讯：“过渡中心确认接收，体温恢复正常，已进食。”
我回了个“好”字，把手机轻轻扣在桌上，动作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
按理说，这时候该松口气了。王建国是我们这三天里找到的第四个高危流浪人员，五十多岁，长期住在桥洞底下，在系统里连续三次触发低温预警。他不是第一个被救回来的人，但每一次成功安置，都让我觉得——至少有人没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忘。
这个冬天特别冷，街头已经传出几起冻死的消息。“回声计划”才运行四个月，我们不敢说它改变了什么，但我们知道，有人正在被看见。
可就在这时候，我的手指却不由自主地摩挲起桌角那道旧划痕。那是去年捣毁K-7据点时留下的，赵勇气得摔了手电筒，砸出了这么深的一道沟。到现在还清晰可见，像一道没愈合的伤。
风小了些，楼下的警车一辆接一辆回来，引擎熄火的声音此起彼伏，像是一场任务结束的仪式。赵勇推门进来，带着一身寒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去值班室烧点热水，你别熬太晚。”
我没说话，只是重新点亮屏幕，调出了“回声计划”的预警日志。
密密麻麻的数据流滑过眼前，红黄蓝三色标记交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每一个闪烁的坐标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冻僵的手、溃烂的脚、藏在纸箱里的药瓶、蜷缩在ATM隔间里的老人……我们的系统通过热感监控和行为模型，提前发现那些快要撑不下去的人。只要他们停留太久、体温下降，就会自动推送救助指令。
但此刻，系统里还有三条未闭环的记录。
三个人，在触发预警后不到两天，突然消失了。不是去了救助站没登记，也不是自己走掉避寒——而是彻底从所有监控中蒸发了。没有再出现在任何摄像头下，没用身份证，没进医院，连最基本的手机信号都没了。就像被人从街角轻轻抹去了一样。
我把他们的轨迹一条条打开。
第一个是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姓陈，有精神问题，多年前被家人丢下。他在城西菜市场附近晃了两天，靠捡废品活着。凌晨一点零七分，他走进一个废弃配电房，之后就再也没出现。那地方早就断电多年，墙裂门锈，根本没法住人。更奇怪的是，周围六个摄像头都正常工作，唯独在他进去后的五秒钟内，主干道上的两个关键镜头卡了一下，画面停顿了0.8秒。
第二个是个中年女人，穿件褪色红棉袄，叫周兰香，户籍显示是农村失联人员。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南湖公园东门，蹲在长椅边翻塑料袋，手冻得发紫。监控画面突然卡顿不到一秒，恢复时人就不见了。路灯还在亮，叶子还在飘，可那个佝偻的身影，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第三个年轻些，三十出头，背包上有补丁，叫张志远，以前在工地打工，失业后流落街头。最后露面是在工业区铁路桥下，同样，监控中断了0.5秒——短得几乎察觉不到，准得让人心里发毛。
我盯着这些时间戳，胸口压着一块石头。
太短了，短到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又太准了，像是专门计算过的。如果是技术故障，为什么只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如果是人为带走，谁能在半秒之内完成搬运还不留痕迹？
天快亮的时候，李悦来了。
她一进门就问：“你一夜没走？”声音有点哑，却立刻注意到我屏幕上那三条孤零零的线。
“这三个人，”我指着，“消失得太不对劲。”
她放下包凑近看，很快手指停在一段日志上：“你看这里——每次画面中断前0.5秒，系统都会收到一个伪造的‘设备自检信号’，像是从内部发出的指令。”
“什么意思？”
“不是断电，也不是遮挡镜头。”她低声说，“是有人远程注入代码，让后台以为摄像头还在运行，其实录进去的是空白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正常’，其实是假的。”
我愣了几秒：“跟K-7有关？”
她摇头：“手法类似，但更高级。以前他们只能干扰单个摄像头，现在能同时控制多个，还能精准匹配人的动作，误差不超过0.3秒。”
赵勇端着两杯豆浆进来，听了一半就把杯子放下了：“你是说，有人趁着监控黑的那一瞬间，把人带走了？”
“不止带走。”我说，“是算准了时间。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查，知道系统什么时候提醒。他们不是随便作案，是在盯着我们。”
办公室一下子安静下来。晨光透过百叶窗斜照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道影子，像封锁线。
李悦戴上耳机开始抓数据，指尖飞快敲击键盘，调原始视频、校时间戳、比服务器日志。赵勇则翻打印出来的街拍图，一张张对比背景细节，想找哪怕一丝异常——一辆不该停的车，一个多余的人影。
我在白板上标出三人最后出现的位置，用红笔圈起来，连成一条斜线。这条线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刚好绕开派出所巡逻路线，也避开夜间巡查重点区。而且沿途摄像头大多是老型号，维护少，部分甚至还在用没加密的传输协议。
“这不是巧合。”我说，“他们在躲执法响应路径。”
李悦忽然抬头：“我找到一点痕迹。那个穿红棉袄的女人消失前，周边四个摄像头都被打了时间差干扰。攻击源IP跳了七次，最后一次指向一个已经注销的社区服务站服务器。”
“哪个站？”
“光明路临时救助点，去年年底因为资金问题关停了。”
赵勇立马起身：“我去现场看看。”
“等等。”我拦住他，“先查这个服务站的合作单位是谁。”
他停下。
我继续说：“如果有人用废弃站点做中转，说明他们对我们布防很熟。不一定是街头团伙，可能是有技术支持的组织。而且……”我看向李悦，“能伪造自检信号，意味着他们掌握了底层通信协议，甚至可能接触过系统核心。”
李悦快速操作，三分钟后低声说：“这家服务站的IT维护合同，签给了一家叫‘信联通’的小公司。注册地址在开发区，法人是空壳，但技术备案人……”她顿了顿，“曾是‘暗网联盟’外围的技术员，半年前销户失联。”
我和赵勇对视一眼。
这不是新冒头的团伙，是旧网里的残丝，在重新结网。
“他们知道‘回声计划’在盯边缘人群。”我慢慢说，“所以专挑我们刚发现、还没来得及救的人下手。不是为了钱，也不是报复，是为了证明——他们还能躲过我们的预警。”
赵勇皱眉：“可他们要这些人干什么？又搞实验？上次K-7那批人不是都判了吗？”
“还不清楚。”我看着白板上的三点连线，“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不再满足于藏在暗处。他们在测试系统的漏洞，也在试探我们的反应速度。也许下一步，就是冲着系统本身来。”
李悦摘下耳机：“我已经把这三起标记为关联案件，加密归档。要不要上报？”
“先别急。”我说，“郑铭昨天刚警告我别越权，这时候报上去，只会被当成干扰项压下来。而且……”我看向屏幕，“我们现在只有推测，没有实证。监控中断不能定性为犯罪，数据跳转也可能是误报。一旦打草惊蛇，对方很可能换策略，到时候我们连追的机会都没有。”
“那就自己查。”赵勇喝完豆浆，把纸杯捏扁扔进垃圾桶，“从‘信联通’入手，查它过去六个月的所有项目记录。尤其是有没有接过政府系统的外包。”
“还有，”我补充，“调取这三人失踪前七十二小时的所有行踪。有没有见过陌生人，接过电话，去过哪些地方。哪怕买一瓶水、问一次路，也可能藏着线索。”
李悦点头：“我来做行为建模分析，看看能不能还原他们是怎么被引过去的。”
“我去跑外勤。”赵勇拿起外套，“至少得知道那个配电房里有没有脚印、纤维之类的。”
我坐回电脑前，新建了一个文件夹，输入四个字：影蚀行动。
下面分了三个子目录：人员轨迹、技术溯源、现场物证。
点击保存时，鼠标顿了一下。
上一次捣毁K-7据点，我们都以为结束了。那时缴获了大量非法实验资料，揭露他们用流浪者做药物测试，把数据卖给境外机构。结案发布会上，领导说是社会治理智能化的重大胜利。可现在看，或许只是对方换了方式——从肉体控制变成信息操控，从明面绑架变成隐形收割。
李悦忽然轻声说：“刚刚系统又弹了一条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