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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春，四月。
上海外滩，黄浦江的潮水正在上涨。
沈知意站在江边，看着浑浊的江水拍打着防洪墙。三十二岁的女人，穿着浅灰色的旗袍，外面套着针织开衫，头发在脑后挽成简单的发髻。时光在她身上留下了优雅的痕迹，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神依旧清明。战争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但没夺走她的沉静。
杜清晏站在她身边，穿着半旧的西装，手里拿着份报纸。三十四岁的男人，比战前瘦了些，但背挺得很直。眼镜换了一副，镜片后的眼睛依然专注。
他们在等第三个人。
“船应该快到了。”杜清晏看了看怀表，“从武汉来的客轮，一般是下午三点靠十六铺码头。”
现在是两点四十分。沈知意点点头，没说话。她的目光投向江对岸的浦东，那里还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和农田，但在晨雾中，隐约能看到一些新建的厂房烟囱。
战争结束了八个月，这座城市的伤痕正在缓慢愈合。
去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乐山时，沈知意和杜清晏正在江边散步。远处武大校园里突然爆发出欢呼声，然后是锣鼓声、鞭炮声。他们站在那里，听着那些声音，很久没有动。杜清晏握住她的手，握得很紧。
“他活下来了。”杜清晏说。
“嗯。”沈知意感觉到自己手心在出汗，“他答应过的。”
那天晚上，他们给徐砚深写信。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不知道他在哪里，但信还是要写。杜清晏写了很多，沈知意只在末尾加了一行字：“战争结束了，等你回来。”
信寄出去了，像投入大海的石子。
直到今年二月，他们准备离开乐山回上海时，才收到徐砚深从南京发来的电报：“四月十五日抵沪，十六铺码头接。砚深。”
现在，他们站在外滩，等待兑现九年前的约定。
“看那边。”杜清晏指向江面。
一艘客轮正缓缓驶向码头，烟囱冒着浓烟。船身上漆着“江安轮”三个字。
沈知意的心跳加快了。她整理了一下衣襟，其实没什么好整理的，但她需要做点什么。杜清晏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心很暖。
客轮靠岸了。跳板放下，乘客开始下船。
沈知意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下船的人越来越少。
“他会不会没赶上这班船？”杜清晏轻声问。
“不会。”沈知意说，“他说会来，就一定会来。”
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他。
从船舱里最后走出来的人，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提着一个旧皮箱。三十六岁的男人，本该正当盛年，却已头发花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走路时左腿明显不太利索。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比岁月本身更深刻。他不再是那个挺拔的军官，而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过早沧桑的人。
徐砚深。
他也看到了他们。他停下脚步，站在跳板末端，看着他们。有那么几秒钟，三个人就那样隔着人群对视。
然后，徐砚深走下跳板，朝他们走来。他的步伐很慢，每一步都看得出腿上的旧伤在疼痛。但他走得很稳，眼睛一直看着他们。
走到面前时，他放下皮箱，站定。
“知意，清晏。”他的声音比三年前更沙哑了。
沈知意想说什么，但喉咙发紧。她看着眼前的徐砚深——战争彻底重塑了他。她才三十二岁，他三十六岁，本该都是人生最好的年纪，却都已历尽沧桑。
杜清晏先伸出手，握住徐砚深的手：“欢迎回来。”
徐砚深握了握他的手，然后看向沈知意。他伸出手，不是握手，而是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臂：“我回来了。”
就这三个字。沈知意的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她咬住嘴唇，用力点头。
“我们先回家。”杜清晏提起皮箱。
徐砚深在上海的房子还在。法租界霞飞路上的一栋老式里弄房子。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占用过，去年才收回。他们走进弄堂时，几个邻居从窗口探头看。
“徐先生回来了？”
“那两位是谁？”
“听说是朋友，战时一起经历的……”
徐砚深没理会那些目光。他用钥匙打开门，屋里有一股久未住人的灰尘味。
接下来的三天，三个人都在收拾房子。擦窗户，拖地板，洗窗帘，修家具。徐砚深的腿不方便，大多时候坐在椅子上做些轻活。沈知意和杜清晏干活时，他就在旁边看着，偶尔说几句话。
从那些对话中，沈知意拼凑出他这几年的经历：
1943年，鄂西会战，左腿中弹。 1944年，滇西松山战役。 1945年，南京受降仪式，之后退役。
“退役金不多，但够生活。”徐砚深说得很平淡，“部队问我要不要留在南京工作，我说想回上海。”
他没说为什么想回上海，但沈知意知道。
第三天晚上，房子收拾得差不多了。三人在客厅里吃饭。简单的几个菜，一瓶黄酒。窗外传来弄堂里的声音——和平的声音。
“念柳怎么样？”徐砚深问。
沈知意从怀里掏出照片。十岁的程念柳，站在联大校园里，笑容很淡但真实。
“静云说，她成绩很好，想考医学院。”杜清晏说。
徐砚深看着照片，看了很久：“她像师兄。”
“有时候是。”沈知意说，“但大部分时候，她就是个普通孩子。这样最好。”
“是啊，这样最好。”
吃完饭，徐砚深从皮箱里拿出一个铁盒：“有些东西，该给你们了。”
铁盒里是厚厚一沓信。都是他们从乐山寄给他的信。每一封都保存得很好。
“前线的日子，有时候很漫长。”徐砚深说，“这些信，我看了很多遍。”
沈知意拿起最上面的一封。是她写的，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从乐山寄出。
“还有这个。”徐砚深又拿出一个小布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