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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五年的春末夏初，汴京城的政治气候完成了一场彻底的逆转。曾经高悬于朝堂之上的新政旗帜，已然坠落泥淖。范仲淹、富弼相继被罢黜出京，如同被抽去了脊梁，革新派阵营顷刻间分崩离析。反对派的欢呼与清算，如同潮水般席卷了帝国的权力中心。
一
最先感受到这凛冽寒意的是欧阳修。关于他“盗甥”案的调查，在范仲淹离京后，以惊人的速度得出了“结论”。尽管始终缺乏确凿证据，但御史台与刑部联署的奏报中，仍以“用张氏资买田产立欧阳氏券”等模糊不清的罪名，认定其“有伤士行，玷辱清议”。
诏书下达：贬欧阳修为滁州知州，即日离京，不得延误。
没有申辩的机会，没有廷对的程序，一纸贬书，便为这场精心策划的污蔑画上了句号。其中的政治意味，远大于法律裁定。
离京那日，天色灰蒙。欧阳修立于汴河码头，身边仅有老仆一人，行李寥寥。昔日车马盈门、诗文唱和的盛景，恍如隔世。送行者寥寥，世态炎凉，莫过于此。
一艘官船停泊在侧，船夫默然等候。欧阳修回首，望向那座吞噬了他理想与声誉的巍巍京城，目光复杂。有愤懑，有不平，但更多的，是一种勘破世情的淡然与自嘲。
他想起自己当年意气风发，以《朋党论》震动朝野，何等快意！如今看来，那篇文章非但未能辨明君子小人之别，反而成了刺向自己及同道的利刃。是自己太过天真，还是这庙堂本就容不下纯粹的赤诚？
“永叔兄。”一声轻唤自身后传来。
欧阳修回头，见是同样因牵连而被贬为夷陵县令的余靖，匆匆赶来送行。二人执手，相顾无言，唯有河风猎猎，吹动彼此早已不复光鲜的衣袍。
“晦之（余靖字），你也保重。”欧阳修最终拍了拍老友的手臂，声音有些沙哑，“夷陵路远，珍重前程。”
余靖眼圈微红：“永叔，滁州虽非恶地，然此去…不知何日再能同醉。”
欧阳修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历经风波后的疲惫与一丝超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或许远离这是非之地，方能寻得片刻安宁。”
他不再多言，转身登船。船夫解缆，长篙一点，官船缓缓离岸，驶向茫茫水道。欧阳修独立船头，青色官袍在风中鼓荡，身影萧索，却挺得笔直。他不再回头看那座越来越远的都城，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南方烟水迷蒙之处。
二
范仲淹的境遇，看似比欧阳修稍好，其资政殿学士的衔职得以保留，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仍算方面大员。然而，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皇帝顾全君臣体面的安排。他已被逐出权力核心，其苦心经营的新政，也正在被迅速推翻。
他抵达西北任所不久，汴京的诏令便接踵而至。
首先被废止的，便是“明黜陟”。诏书指责其导致“考核苛察，官员不安于位”，宣布恢复旧有的“磨勘”制度，一切按资序迁转。紧接着，“抑侥幸”也被叫停，恩荫之制几乎完全恢复到新政前的状态，权贵子弟弹冠相庆。
随后，“精贡举”的改革被搁置，科举恢复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法。“择官长”之权被重新分散，中书、枢密不再总揽。“均公田”等条款，也因触及地方利益，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无疾而终。
一道道诏书，如同一个个响亮的耳光，打在范仲淹和所有支持新政者的脸上。他在西北防线巡视时，看着自己当年亲手构筑的堡寨依旧屹立，抵挡着外患，而他在朝中构筑的“改革防线”，却在内部攻讦下土崩瓦解。这种对比，充满了历史的讽刺与无奈。
旧党人物纷纷起复，占据要津。朝堂之上，因循苟且之风复炽，再也无人敢轻易言及“更张”。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场，只留下一地鸡毛，和士人心中难以愈合的创伤。
三
与汴京的喧嚣清算相比，被贬出朝的革新派人物，在地方任上，却展现出另一种精神风貌。
欧阳修抵达滁州。此地偏处江淮之间，群山环绕，并非繁华大郡，却也因此远离了政治漩涡的中心。最初的郁闷过后，欧阳修很快被此地的山水民情所吸引。
他并非一味消沉，而是将精力投入州政。简政宽刑，鼓励农桑，与民休息。公务之余，他便寄情山水，与州中僚属、当地隐士徜徉于琅琊山、酿泉之间。
这一日，他与几位友人饮于山亭。酒至半酣，遥望群山叠翠，耳听酿泉潺潺，欧阳修胸中块垒仿佛被这山水涤荡一空。他想起京都的倾轧，自身的遭际，只觉得恍如一梦。
“诸位可知我这醉翁之意？”欧阳修持杯笑问。
众人皆答：“在乎山水之美乎？”
欧阳修大笑，掷杯于案，朗声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