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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临时救国政府的成立和那份《合作框架条约》的签署，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死水，在残存的安南社会激起了剧烈而复杂的波澜。
恐惧、屈辱、愤怒、绝望，以及一丝在绝境中看到生存希望的扭曲释然，交织在每一个听闻此消息的幸存者心中。
顾影疏和她所代表的国家安全局，深谙“权力需要平衡，更需要让步”的法则。
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固然高效，但长期维持统治的成本过高，且容易催生持续不断的抵抗火种。
因此，在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绝对优势后，一套精密的“驯化”与“捆绑”机制开始运转。
首先是对阮文泰为首的临时政府官员阶层进行“收买”与“赋能”。
国家安全局的代表，一位表情淡漠、眼神锐利的年轻官员，在条约签署后的第一次高层会议上，
对着一众心怀忐忑、又难掩对权力渴望的安南临时政府官员，宣布了几项“善意举措”。
所有临时政府部长级以上官员，及其直系亲属，将自动获得“复兴根据地友好人士”身份，享有与根据地中级官员同等的物资配给额度，包括但不限于优质粮食、安全饮用水、药品、乃至少量的香烟和酒类。
这些在末世中堪称奢侈品的物资。
同时，他们将入住经过加固和清洁、配备了独立发电机和净水系统的原政府高级官员宅邸或酒店套房，并配属一支由经过审查的安南人组成的护卫队。
更重要的是，条约中规定，所有在安南运营的、由根据地控股或指定的企业（包括红河平原农业发展公司、安南矿产开发总公司、海防港务集团等）。
其年度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将作为“行政管理津贴”和“地方发展基金”，拨付给安南临时政府支配。
这笔巨款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会以各种名目奖金、补贴、特殊经费流入阮文泰及其核心圈层的腰包。
这使得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根据地对安南的经济掠夺深度绑定。
国家安全局“顾问团”虽然拥有对高级官员任命的否决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中低级官员的任命，只要不涉及关键部门，通常会尊重阮文泰的提名。
这给了阮文泰一定的培植亲信巩固个人权力的空间，让他感觉自己并非完全的傀儡，至少能在自己的“小朝廷”里行使部分“君权”。
这种有限的权力滋味，如同毒品，会让人逐渐沉迷并产生依赖。
临时政府核心成员及其家族，享有有限的司法豁免权，除非犯下“严重危害复兴根据地利益及驻军安全”的罪行。
否则不受根据地军事法庭的直接审判（但国家安全局依然拥有随时进行“调查”和“约谈”的权力）。
这为他们提供了一层保护伞，使其可以相对“安心”地为自己谋取利益。
这些让步和贿赂，效果立竿见影。
阮文泰等人最初签署条约时的那一丝不安和羞耻感，迅速被实实在在的权力享受和物质满足所冲淡。
他们开始主动为根据地的政策辩护，弹压内部不同的声音，并积极配合国家安全局的各种要求。
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地位、财富乃至生命安全，都已与根据地牢牢捆绑。
反对根据地，就是反对他们自己的荣华富贵。
同时，为了给这套掠夺体系披上合法性与“互利”的外衣，并真正激活安南的经济潜力以服务于根据地，一个被宣传机器冠以“安南复兴计划”的大规模投资计划，也随之启动。
根据地的地质勘探团队在军队护卫下，深入安南北部的山区和沿海大陆架，利用先进技术重新评估矿产资源。
很快，数个大型稀土矿、高品质煤矿、锡矿和钨矿被确认并开始建设露天或井下开采设施。
原有的部分油田和气田也在根据地工程团队的努力下恢复生产。
这些资源开采出来后，大部分通过修复的铁路和港口，直接运往桂柳、岭南等工业基地，成为根据地工业引擎的“粮食”。
一些非核心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如纺织厂、鞋厂、农产品加工厂、简单五金工具厂等，被鼓励或直接投资设立在安南。
这些工厂利用安南相对低廉的劳动力，生产出的产品，一部分供应安南本地市场，更多的则作为“根据地制造”的商品，出口或者说返销到复兴根据地及其他受其控制的区域，赚取贡献点或换取其他物资。
这使安南的工业体系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对根据地的深度依附性，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和完整的产业链。
为了保障资源运输和军队调动的顺畅，连接安南北部主要矿区、产粮区与港口、边境的公路、铁路和桥梁被优先修复和升级。
这些工程由根据地工程兵部队主导，大量征用安南本地劳工，支付微薄工资或仅提供食物，既完成了战略建设，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问题，但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安南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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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所有这些投资中，最具战略意义、也最能体现顾影疏“精准控制”思想的，莫过于对红河三角洲农业的改造。
根据条约，红河三角洲核心区域的数百万亩良田，被直接划归由“远征”系统直属的“红河平原农业发展公司”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