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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早晨，寒气里夹杂着尘土在这个不足五十户人家的小单位上空游荡，给人一种灰蒙蒙的压抑感。
阳光努力透过窗户上豆腐块大小的玻璃，斜照在炕上。那微弱的光线似乎也难以驱散家里的寒意。
栀兰静静地坐在炕上，眼神空洞。她今天没去上班，因为出了这个门，她真的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公公被带走了，嘉濠以“历史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被取消了参加职工大会、参加政治学习的权利。甚至连全队发领袖像章都没有他们家的份。
栀兰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王大山那个坏种在背后搞的鬼。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王大山就不安分了。他四处鼓动别人给嘉濠写大字报，说他种黄烟卖、砍山上的苕条编篮子卖，这些都是投机捣把行为，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可大家都了解嘉濠的为人，知道他是个本本分分靠自己的劳动努力生活的人，所以根本没有人理会王大山说的话，他的阴谋也就一直没能得逞。
说起王大山，在二连队可谓是臭名昭着。不论大人小孩，只要提起他，都会满脸厌恶地说：“那哥俩呀，啥坏事都干，就是不干人事。”
王大山刚来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乱响，只一个瞎眼睛的老母亲，守着王大山和他弟弟王大河两条光棍过日子，队里的人都说他家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一穷二白”。
王大山是有名的坏种，平日里好吃懒做，输耍不成人。他弟弟王大河跟他一模一样，整天游手好闲，专门干些打仗斗殴、偷鸡摸狗的勾当。
不管谁从他家门口路过，只要闻到屋里有肉味，不用猜，肯定又是哪家的小鸡又丢了。全队没有不知道他哥俩的那个德性的，对他们避之不及，从来没有人愿意搭理。
后来各家各户的防备都严了，他们偷不到活物了，就开始打起了死猪的主意。专门盯着谁家刚下的小猪崽死啦？埋在什么地方啦？
只要是被他们打听到，保证等不到天亮，就被他俩扒出来扔在灶炕里烧熟了吃了。
没有死猪崽吃的时候，就是谁家扔个死猫死狗叫他们知道了，也得赶紧去挖出来。
运动来了以后，王大山就像翻身得解放了一样，变得更加嚣张跋扈。谁家过得好，他就恨谁家，谁工作干得好，他就想整倒谁。
对这种穷极派赖之人，几乎无人敢惹，大家谁都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尤其是那些当领导的，在文革初期，他们想自保都难，哪还有能力去管别人。
作为“总司令”，王大山总得找点事来显示自己的 “权威”。于是，他纠结了李文义，张洪生两个打手，又鼓动了几个不明真相的小青年，在背地里搜集那些“目标人物”的“黑”材料。。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们的思想很容易被煽动。借着老家的“黑信”，黎嘉濠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了众矢之的。
公公被带走的时候，栀兰感觉天都要塌了。明明是她和嘉濠这两个优秀分子组成的革命家庭，怎么一天不到就变成了“黑五类？”
她想不明白，嘉濠本本分分地靠自己的双手赚钱，这怎么能算投机倒把分子？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嘉濠他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啊！” 栀兰焦急地跟他们申辩道。
“哼，他卖黄烟，卖篮子，这不是投机倒把是什么？对方不屑地反驳道。
“那些是他靠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啊，怎么能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呢？” 栀兰仍不死心地质问道。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不用为他狡辩了。你做为贫下中农子女，还是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怎么和他划清界限吧。” 说完，那些人就不再理会栀兰，扬长而去。
栀兰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心里充满了无助和绝望。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默默地祈祷嘉濠能早日平安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