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教员和教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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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擎走在高大的钢制档案架之间，手指划过一排排码放整齐的书籍封脊，寻找着他需要的特定教材。

他一边查找一边因为自己的想法而想笑。

他在想，恐怕古往今来，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胆大包天到要让一群明朝天启年间的人，去学习二十世纪中叶的人民部队文化课本。

这简直是跨越了四百年的“文化空投”。

但他偏偏就要做这个人。

他要找的，正是那些五六十年代部队里专门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完全是文盲的战士们编写的扫盲教材和初级技术手册。

他心想，这些教材本身就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成果，目的就是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最形象生动的插图，让原本大字不识的战士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基础文化知识和实用技能。

效果是经过实践检验的，“速成”且“实用”。

他就不信，明代这些只是缺乏学习机会的“文盲”，会比他们的前辈更笨拙。

至于教员的人选，他早就盘算好了。

那十五六个年轻的蒙古姑娘，还有那些半大的小子，他们年纪轻，头脑灵活，可塑性强，正是学习能力最强的黄金时期。

既然他们暂时无法成为冲锋陷阵的战士，那就先培养他们成为传递知识的“文化教员”。由

他们来教那些成年士兵，再合适不过。

或许有人会问，大明境内难道没有落魄的秀才、童生吗？用重金聘请，总会有人愿意来这塞外之地教书吧？

对此，钟擎只能报以冷笑。他不是没考虑过，而是根本不敢用。

在他看来，大明的读书人，早已被上千年来不断被曲解、被阉割、被异化，最终与皇权深度捆绑的“儒家思想”毒害得太深了。

这种毒害是系统性的、深入骨髓的：

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就成了证明“君权神授”的工具，核心是构建“三纲五常”的绝对等级秩序。

到了宋明，程朱理学更是将其推向极端，搞出“存天理，灭人欲”那套，把活生生的人变成道德符号。

科举考试以朱熹注释为唯一标准，更是将思想彻底僵化。

看看那些贞节牌坊背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酷，就知道这种思想对人的摧残有多深。

这些读书人寒窗苦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脑子里塞满了这些东西，世界观早已定型，骨子里带着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文人倔强和莫名的道德优越感。

想要改变他们？比移山还难。即便他们错了，也会引经据典，为自己找出无数条“圣人之道”来辩护，将无耻进行到底。

他们一生最大的理想，无非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终极目标就是升官发财。

在大明，只有当了官，才有权，有了权，才能捞钱。

这种制度性腐败，导致“无官不贪”几乎成了常态。

偶尔出几个像海瑞、于谦这样的“清官”，之所以名垂青史，恰恰是因为他们像鹤立鸡群一样稀少。

但海瑞、于谦们就真的完美吗？钟擎深表怀疑。

他们何尝不是被儒家思想毒害的另一种典型？

他们追求“青史留名”，一生如同苦行僧，处处以道德标兵自居。

然而，这种极端的道德洁癖，往往伴随着不近人情和固执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