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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船舱，外面下着西非的小雨，风将窗帘抚动。
“姓名”
“威廉，威尔斯”
“身份”
“西非巡航舰队指挥官”
“任务”
“巡航西非海岸，发现敌人就报告直布罗陀舰队，并迟滞敌人！”
“你知道我们吗？”
“不知道，但我肯定，你们不属于拿破仑！”
威尔斯并没有隐瞒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情其他的船员也都知道。
“直布罗陀怎么样了？”，右侧一个一直没有开口的魁梧男人，用英语问道。
威尔斯沉默，这些他不能再多说，这已经涉及军事秘密。
“那我换一个问题，你们拿下巴黎了吗？”
这个问题，所有船员都知道，无法隐瞒。
“没有，俄国佬内乱，反法同盟战败！”
牛野此刻也不再问问题，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跳动。
可威尔斯却说话了：“你们属于哪一个势力？”
看到牛野没有回答，翻译回答道：“妈祖军”，
“为什么要袭击英国舰队？”，威尔斯继续问。
牛野伸手，阻止了翻译的回答。
他身体前倾，严肃的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去远东？”
“那里有我们的殖民地！”，威尔斯理所当然的回答。
“远东以前没有人吗？你们为什么可以在远东建立殖民地？”，牛野继续问，他不喜欢英国佬此时的表情。
威尔斯作为老海军，他去过印度的孟买，他当然知道，印度有人，而且人非常多。
“两百年前，我们就建立了殖民地，这是历史，也是事实”，威尔斯回答道。
突然，牛野笑了，“所以，你们在别人的土地上，用枪炮建立殖民地，是历史，也是事实，对吗？”
威尔斯耸耸肩，“确实如此！”
牛野忽然说道，“我们准备在英国建立殖民地！”
威尔斯猛地抬起头，死死的盯着牛野，“这不可能，英国人绝不同意！英国海军会狠狠地反击你们！”
牛野笑了，“你为什么愤怒？我有些好奇，为什么你们可以，而我们却不可以？”
“因为英格兰代表文明，而你们属于野蛮！”，威尔斯的回答非常刺耳，但这就是西方人，近百年以来一直持有的想法。
“英国？文明？”，牛野笑了。
他轻声问道：“你知道1770年在孟加拉发生了什么吗？”
威尔斯并不知道，他摇了摇头。
牛野说了一个数字：“你们为了钱，活活饿死了1000万孟加拉人。”
威尔斯猛地站起来，“这不可能，你胡说，一千万人，那是多么大的数量，这不可能！”
英国并没有将这些历史告诉所有人民，虽然有报纸报道孟加拉发生饥荒，可是没有任何报纸说明原因，说明是英国人的贪婪，害死了一千万孟加拉百姓。
牛野吩咐了几句，于是一个老师，一个懂英文的荷兰传教士走进了审讯室，他向威尔斯说明了一切。
“你是说，税收，鸦片，不让种庄稼，活活饿死了一千万人？”，威尔斯第一次听说，他简直不敢相信。
“威尔斯，跟着护送船队回去，你可以亲自去孟加拉，找当地人问一问，看看是不是真的！你们财富的来源，你们所有科学资金的来源，底下是无数人的尸骨，是无数家庭的悲嚎。同时，你还会被送往澳洲，在那里工作三年，三年以后你可以选择回英国，或者留在澳洲。”
牛野走出了房间，他并不是杀人魔，他也不觉得每个英国人都该死。
英国属于西方，他们在那样一个狼性文明圈里，天生就会进化成那个样子。
如果英国仁慈，那么西班牙，法国，荷兰就会吞掉他们，殖民地还是会扩张，屠杀并不会停止。
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和底色！
你问，为什么？
因为欧洲是分裂的！
分裂就代表无尽的战争！
无尽的战争，就需要不断的强化军事投入！
军事投入需要金钱，靠劳动所得慢慢发展？
那拥有殖民地的国家，会把你屠杀的一干二净！
所以，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学习屠杀，学习殖民，学习劫掠，学习一切可以快速获得金钱的手段！
当海佬越久，牛野就越来越了解海洋和从属于海洋的文明。
从骨子里来说，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是非常相似的存在。
最早的游牧文明，他们在追逐牧场，而最早的海洋文明则在追逐鱼群！
海洋民族与游牧民族是人类历史上两种重要的非农耕文明形态，骨子里他们都属于“流动性文明”，以对自然资源的动态利用、对固定疆域的弱依赖性、对开放与扩张的天然倾向为核心特征，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文明的谱系中，农耕文明因依赖土地的稳定耕作而被视为“定居型文明”的典型；与之相对，海洋民族（如古希腊、腓尼基、维京人、大航海时代的欧洲诸国）与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阿拉伯贝都因人）则分别依托海洋与草原环境，形成了以“流动性”为内核的生存方式。
尽管海洋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活动空间（海洋与草原）、核心资源（渔业/航海贸易与牲畜）存在显着差异，但其形成逻辑、发展路径与社会本质具有高度相似性——二者均是在资源非集约化、环境高变动性的条件下，通过动态适应与主动拓展形成的“非定居型文明”，并共享着一系列核心特征。
草场有可能枯萎，渔场也有可能消失。
海洋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生存基础均建立在对“非稳定、非固定”自然资源的依赖之上，这种资源特性直接塑造了其“动态适应”的生存逻辑。
如果农耕文明的核心是“土地”，通过精耕细作将太阳能转化为稳定的粮食产出，其资源分布具有空间固定性（耕地）与时间周期性（季节轮作）的双重特征。而海洋民族依赖的渔业、海盐、航海贸易，以及游牧民族依赖的草场、牲畜，均属于空间分散（海洋无边界、草原无固定边界）、时间波动性大（季风影响渔汛、气候变化决定草场丰歉）的资源类型。例如，腓尼基人的繁荣依托地中海沿岸零散的港口与贸易节点，而非连片的耕地；蒙古草原的游牧部落需随季节迁移以寻找新草场，无法像农耕者一样长期定居于单一土地。
面对资源的不确定性，这两个文明均发展出高度灵活的适应机制：海洋民族通过造船技术、航海知识与贸易网络，将“不可控的海洋风险”转化为“可利用的商业机遇”；游牧民族则通过“逐水草而居”的迁徙模式，根据气候与草场变化动态调整驻地，形成“春洼、夏岗、秋平、冬阳”的季节性迁移规律。这种对环境的“主动适应”而非“被动改造”，是其区别于农耕文明的核心特征——农耕文明通过灌溉系统、土壤改良等技术试图“固定”资源产出，而海洋与游牧文明则选择“追随”资源的自然分布。
海洋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经济体系均以交换、流动与外部依赖为特征，与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型自然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它们不像农耕文明可以通过种植粮食与饲养少量家畜实现基本生存需求的自给，而海洋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核心生产活动本身即具有“非自足性”：海洋民族的渔业产品（如鱼类、海盐）与航海贸易（如转运香料、金属）需依赖外部市场消化；游牧民族的牲畜（如马匹、羊皮）虽可提供肉奶与皮毛，但单一经济形态难以满足工具、粮食等全部需求，必须通过与其他文明的交换获取补充。例如，匈奴人通过向汉朝输出马匹与皮革换取丝绸与粮食，维京人通过劫掠与贸易将北欧的毛皮、琥珀运往地中海沿岸。
两者的经济繁荣，本质需要建立在“流动”之上：海洋民族通过控制海上通道（如地中海的腓尼基人、印度洋的阿拉伯航海者）、建立最早的殖民商业据点（如威尼斯的海外殖民城邦）实现资源与财富的汇聚；游牧民族则通过“转场贸易”（如蒙古高原与中原之间的茶马互市）或长途劫掠（如蒙古西征中对丝绸之路商队的控制）获取必需物资。这种经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外部导向型”的开放系统，其生命力依赖于与其他文明的互动，而非封闭的自我循环。
海洋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均呈现出弱边界性、高机动性与扁平化结构的特点，与农耕文明的“固定疆域+等级化集权”形成对比。
农耕文明以“领土”为核心，通过城墙、边界与户籍制度确立稳定的统治范围；而海洋民族的活动范围是“航线与港口网络”，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是“季节性迁徙路线”，二者均无明确的地理边界。例如，古希腊城邦的公民身份基于血缘与城邦归属，而非土地所有权；蒙古帝国的“疆域”本质上是可汗权威辐射下的部落联盟，其控制力随军事力量的强弱动态变化。
游牧文明的边界取决于军事人口和马匹数量，海洋文明的边界取决于水手和海船的数量。
早期，海洋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通常以小型共同体（部落、船队、家族）为基础，通过血缘、地缘或利益纽带形成松散联合。
就像广福源号，其实就是广东潮州人的宗族和乡里构成，圈子非常小，大多都有血缘关系。
维京人的长船舰队常由亲属或盟友组成，航行目标与收益按约定分配；
蒙古部落则以“斡鲁朵”（家族单位）为核心，可汗通过军事威望与分配战利品的权力维系联盟。
这两种结构都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在资源充足时分散为小群体，面临危机时迅速联合为大规模行动单元（如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战争、海洋民族的部落联合远征）。
海洋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精神均以流动性、冒险性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态度为内核，形成了区别于农耕文明的独特价值观。
农耕文明推崇“安土重迁”“落叶归根”，将土地视为身份与归属的象征；
而海洋民族与游牧民族则将“移动”本身视为生命力的体现——海洋民族的航海者以“探索未知海岸”为荣，游牧民族的骑手以“跨越千里草原”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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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历经十年漂泊才回归故乡，却被视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