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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北京春天来得有点早。
国家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中心的王主任正在给杨明宇倒茶。
茶是好茶，明前的龙井，茶叶在玻璃杯里上下翻飞，像极了那些在体制内沉浮的人。
“小杨啊，这一年的借调期马上就满了。你的组织关系还在江城一中，按理说呢，下个月你就得回去。”王主任吹了吹茶叶沫子开口道，“但是呢，经过中心党组的研究，再加上我个人的极力推荐，咱们部里决定给你一个特批的名额。”
王主任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杨明宇感激涕零的表情。毕竟在2009年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基层教师，想要把户口落进北京三环里，想要拿到教育部的正式编制，那难度不亚于国足踢世界杯夺冠。
这就叫“上岸”。多少北漂博士挤破了脑袋在博士后流动站里卷生卷死，为的不就是这一纸调令吗？
可杨明宇的反应让他失望了。
杨明宇带着疏离的微笑，点了点头：“主任，您费心了。”
就这？
王主任有点不甘心，他觉得这年轻人可能没听懂“特批”两个字的含金量，于是他决定把话挑明了说：“小杨，你可能不清楚。只要你签了这个字，你的户口、档案立马就能进京。以后你就是咱们中心的正式研究员，享受副处级待遇。而且，部里正在筹备一个新的教材编写组，我有意让你进组当个职务锻炼锻炼。这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也是你实现教育理想更大的平台啊。”
要是换作上一世的杨明宇面对从天而降的馅饼，估计能当场给王主任跪下磕两个响头，然后欢天喜地地回家烧高香。
但现在的杨明宇，看着王主任的脸，心里却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
这些天他在北京干了什么呢？
名义上他是特约研究员，是各省教育厅都要奉为座上宾的专家。实际上呢？他就是个“吉祥物”。
每天的工作不是在充满了车轱辘话的研讨会上点头微笑，就是陪着各路来访的考察团，一遍又一遍讲述14班的故事。
他曾试图做点实事。
那个位于地下室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中国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红点。那都是他利用周末和假期自费跑遍了北京周边的打工子弟学校，甚至远赴西部几个贫困县调研得来的数据。
他写了一份《关于县域高中教育资源塌陷与流动儿童受教育权保障的调研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他没有歌功颂德，而是揭开伤疤：县中的优秀生源和骨干教师正在被超级中学无情地掐尖，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触目惊心，基层教育生态正在从“森林”变成“荒漠”。
他满怀期待地把这份报告递交上去。
结果呢？
“主任，您说的道理我都懂。北京很好，平台很大，编制很香。但我这个人可能天生就是个劳碌命，享不了清福。”
王主任愣住了，手里拿着那份还没递出去的入编申请表：“你说什么？小杨，你可别犯浑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杨明宇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车水马龙的长安街，远处是巍峨的部委大楼。这里是中国的权力中心，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顶峰。
“主任，您知道我这段时间在地下室里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吗？”杨明宇自顾自地说道，“我想起了我的学生周涛。那小子前两天刚把一本赚钱的网文给删了，宁可吃泡面也不愿意写那些脏东西。文字是作家的脸，不能弄脏了。”
“这跟你的编制有什么关系？”王主任听得一头雾水，觉得这年轻人是不是写报告写魔怔了。
“有关系。”杨明宇转过身，指了指自己的心，“教育是我的脸。我这一年，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喝着明前龙井，看着那些被修饰过的数据，我觉得我的脸在发烧。我觉得我离真正的教育越来越远了。”
“真正的教育不在文件里，不在会议桌上，也不在ppt里。它在那些漏风的教室里，在那些因为考不上好高中而准备去打工的孩子的眼睛里。”
杨明宇走回办公桌前，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信封双手递给了王主任。
信封上只有两个字：辞呈。
“您刚才说，这里是实现教育理想更大的平台。我也曾经这么以为。”杨明宇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解脱后的轻松，“但后来我发现，脱离了土地的理想就像这满城的柳絮，看着热闹，其实轻飘飘的，落在哪儿都生不了根。”
“我的根在土里。我得回去，回到那些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里可能没有编制，没有副处级待遇，甚至连像样的教具都没有。但那里有真实的、鲜活的、等待被点燃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