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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3日，弗吉尼亚州，兰利。
凌晨四点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大楼像一头蛰伏的钢铁巨兽，只有东亚技术评估小组的办公区还亮着零星灯火。
空调系统发出沉闷的嗡鸣，与墙角那台老式咖啡机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在空旷的房间里反复回荡。
马克·威尔斯把最后一张卫星照片按在简报板上时，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照片边缘的回形针在荧光灯下闪着冷光。
他盯着照片里那架正在滑行的轰-6，机腹下方那个突兀的鼓包像块卡在喉咙里的骨头。
九江军用机场的跑道积着水，云层压得很低，水面反射的白光透过卫星镜头，在照片上晕出诡异的光斑。
威尔斯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工作站屏幕上还停留在1997年的情报归档——当时的评估报告明确写着，中国的机载合成孔径雷达项目至少还需要三年才能突破工程化瓶颈。
他抓起红色保密电话的瞬间，听筒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窜上来。
“主管，威尔斯。”他的声音因为熬夜而沙哑，“九江机场的轰-6改装机有异常，我需要锁眼-12立即对长江流域启动特扫，优先级Alpha。”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传来理查德·克莱曼低沉的回应：“理由。”
“机腹吊舱尺寸不对，”威尔斯的手指点在照片上鼓包的边缘，“比已知的光学侦察设备厚至少三分之一，而且侧面有格栅状结构，像是……散热口。”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是纸张翻动的声音，“等我十分钟。”
挂掉电话后，威尔斯点开了数据库里所有关于轰-6的影像记录。
从1969年首次公开的原型机，到1984年国庆阅兵式上的编队，再到1996年珠海航展上挂载巡航导弹的改进型，那些黑白或彩色的画面在屏幕上逐帧闪过。
当1996年航展的照片出现时，他突然停住——那张照片里，东大展区的展板上印着“神鹰”项目的概念图，一个模糊的雷达罩轮廓旁标注着“实验性SAR系统”。
“当时说还在实验室阶段……”他喃喃自语，指尖在键盘上飞快敲击，调出东大电子工程系近三年的学术论文。
中文标题在屏幕上滚动，直到一篇关于“运动补偿算法在机载平台的应用”的论文跳出，作者单位是东大微波技术研究所，发表时间是1997年11月。
红色电话突然响起，克莱曼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特扫申请批了，去三号会议室等NRO的图像。”
三小时后，国家侦察局的加密传输线路终于传来数据。
当第一批高分辨率图像在会议室的投影仪上展开时，连空调的噪音都仿佛消失了。
长桌两旁坐着技术情报处的七位分析师，每个人面前都摊着不同时段的对比照片，铅笔在纸页上划出细碎的声响。
克莱曼用铅笔尖点在其中一张图像的角落：“放大雷达罩接缝处，对比度调到最高。”
操作员敲击键盘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画面逐渐拉近，机腹吊舱侧面的蜂窝状格栅变得清晰可见，每个格栅的六边形结构都排列得极其规整。
“厚度37.2%，”威尔斯把游标卡尺的读数写在便签上，对比着1996年航展的资料。
“神鹰项目的工程样机厚度是48厘米，这个吊舱……76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