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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秋日午后的告别
2010年11月26日，意大利北部小镇布雷姆巴泰·迪·索普拉(Brembate di Sopra)笼罩在一片宁静的秋阳中。这个位于伦巴第大区的小镇，距离米兰仅一小时车程，常住人口不足万人，以其古老的建筑和宜人的自然风光闻名。小镇上的居民彼此熟悉，生活简单而安逸，世代相传的宁静氛围让这里成为许多家庭理想的居住地。
在这个平凡的周五下午，13岁的雅拉·甘比拉西奥(Yara Gambirasio)正准备前往离家仅700米远的体育中心参加体操训练。雅拉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她性格开朗乐观，待人和善，在学校里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作为一名充满潜力的艺术体操新星，雅拉对训练非常认真，几乎从不缺席训练课程。
下午3点左右，雅拉向父母道别，告诉他们自己大约一个小时后就能回家。这个时间安排对雅拉的父母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因为体育中心离家很近，步行只需要几分钟，而且小镇治安一向良好，已经几十年没有发生过恶性犯罪事件。因此，他们从未担心过女儿独自出门会遇到危险。
雅拉离开家后，沿着熟悉的街道向体育中心走去。她穿着平时训练的服装，背着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训练所需的物品。这天的天气有些凉意，但阳光明媚，街道上三三两两的行人在悠闲地漫步。谁也不会想到，这次看似普通的告别，竟成了雅拉与家人的最后一次诀别。
到达体育中心后，雅拉像往常一样与教练和队友们打招呼。她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归还之前租借的音响设备，而不是参加正式的训练课程。大约在下午5点15分，雅拉完成了任务，准备回家。她告诉教练自己会直接回家，明天再过来参加训练。
然而，雅拉并没有按照原路回家。据后来的调查显示，她离开体育中心后，朝着与家相反的方向，向梅洛镇(Melo)的方向走去。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因为梅洛镇距离雅拉家有一段距离，而且雅拉平时很少独自前往那里。
下午6点44分，雅拉给她的朋友发送了最后一条短信，内容是关于第二天见面的安排。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获得关于雅拉行踪的可靠信息。大约27分钟后，也就是晚上7点11分，雅拉的母亲尝试给她打电话，但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这一异常情况立即引起了家人的警觉，因为雅拉一向乖巧懂事，即使临时有事需要晚点回家，也一定会提前通知。
雅拉的父母开始四处打听女儿的下落。他们联系了雅拉的朋友、教练和可能相关的其他人，但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全家人的焦虑感越来越强烈。晚上9点左右，雅拉的父亲决定报警，正式报告女儿失踪的情况。
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由于小镇规模较小，警力有限，这起失踪案件很快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重视。经验丰富的女检察官拉蒂西亚·鲁杰里(Letizia Ruggeri)被指派负责此案。她迅速组织了一支专门的调查团队，并制定了详细的搜索计划。
二、迷雾重重的调查
拉蒂西亚检察官首先带领团队对雅拉的家庭、学校和体育中心进行了走访，收集关于雅拉的基本信息和可能的线索。通过与家人和朋友的交流，调查人员了解到雅拉是一个性格开朗、家庭关系良好的女孩，没有任何离家出走的迹象。相反，她在失踪前还在计划第二天的活动，这表明她并没有打算离开家。
为了还原雅拉失踪当天的行动轨迹，警方调取了体育中心附近的监控录像。录像显示，雅拉在下午5点15分左右离开了体育中心，但并没有朝家的方向走，而是朝着相反的梅洛镇方向前进。这一发现让调查人员感到困惑，因为雅拉平时很少去那个方向，而且她的家人也无法解释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接下来，警方开始调查雅拉手机的信号记录。数据显示，在下午6点49分，也就是雅拉发送最后一条短信后的5分钟，她的手机曾连接到梅洛镇的一个信号基站。这一信息进一步证实了雅拉确实去了梅洛镇方向。考虑到从体育中心到梅洛镇的距离，调查人员推断雅拉一定是乘坐了某种交通工具，如汽车，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到达那里。
为了扩大搜索范围，警方调用了警犬协助寻找雅拉的踪迹。警犬的追踪路线显示，雅拉离开体育中心后，确实朝着梅洛镇方向前进，但在到达该镇后，线索就中断了。这表明雅拉可能在梅洛镇附近遇到了什么人，或者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开始考虑各种可能性，包括绑架、意外事故和自愿失踪。然而，雅拉的家人和朋友都坚信她不会自愿离开，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遇到了意外。因此，绑架成为了最可能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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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拉蒂西亚检察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监听所有与雅拉相关的数十名家庭成员的电话，并要求提供雅拉失踪当晚所有连接到梅洛镇信号基站的手机信息。她的逻辑是，如果雅拉真的被绑架了，绑匪的手机很可能也在那些连接到该基站的手机之中。
然而，这一决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梅洛镇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在雅拉失踪当晚，仍有超过15,000部手机连接到那里的信号基站。这对调查团队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不得不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来筛查每一部手机的机主信息，并对其中嫌疑较大的几千部电话进行了监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调查人员监听了数千小时的通话记录，希望能找到与雅拉失踪有关的线索。然而，这一努力起初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直到11月下旬，一名调查人员突然听到了一句可疑的话："真主，请原谅我，我没有杀她"。
这句话立即引起了调查团队的注意。他们迅速追踪到了通话的双方，发现说话者是一名来自摩洛哥的建筑工人，名叫穆罕默德·菲克(Mohamed Fik)。更令人怀疑的是，当警方试图联系菲克时，发现他已经登上了一艘前往摩洛哥的轮船，似乎在试图逃离意大利。
为了防止菲克逃脱，意大利当局决定在公海拦截这艘轮船。他们在船上找到了菲克，并将他当场逮捕后遣送回意大利。与此同时，另一组调查人员搜查了菲克的住所和车辆，希望能找到与雅拉失踪有关的证据。
在菲克的红色汽车里，调查人员发现了一张带有血迹的床垫。这一发现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以为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然而，当血迹被送去化验后，结果却令人失望：血迹不属于人类，更不用说雅拉了。
此外，调查人员还重新分析了那段引起怀疑的通话录音。经过专业的语言分析，他们发现之前的理解有误。菲克实际上说的是："真主，快点让她接电话"，而不是"真主，请原谅我，我没有杀她"。这一误听导致了对菲克的错误怀疑，最终他被证明与雅拉的失踪无关，并被释放。
这次误判给调查团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雅拉的案件在意大利引起了广泛关注，数百万民众密切关注着调查进展。媒体的持续报道和公众的期待让调查人员感到肩负重任，同时也倍感压力。
三、冬日田地里的悲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雅拉的失踪案逐渐从公众的视野中淡去，但调查工作从未停止。拉蒂西亚检察官和她的团队继续不懈地寻找线索，希望能找到雅拉的下落。然而，随着圣诞节和新年的过去，希望似乎也在一点点消失。
2011年2月26日，距离雅拉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三个月。这天，一位航模爱好者在贝加莫市一处休耕的田地里放飞他的模型飞机。当飞机出现故障坠落到一片灌木丛中时，他不得不前去寻找。在寻找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具部分腐烂的尸体。
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尽管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但通过衣物和随身物品，调查人员很快确认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雅拉。拉蒂西亚检察官在看到尸体的第一眼就认出了雅拉，因为她穿着失踪当天的衣服。
在尸体附近，调查人员还发现了雅拉的iPad、房门钥匙、SIM卡和手机电池，但手机本身却不见了。这一发现进一步加深了案件的神秘感，因为手机的缺失可能意味着凶手试图销毁证据或隐藏某些信息。
由于此案在意大利备受关注，当局派出了当时最知名的法医团队对尸体进行检验。法医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尸体已经腐烂，许多证据可能已经被破坏。然而，他们仍然尽最大努力收集和分析每一个可能的线索。
尸检结果显示，雅拉生前遭受了多处创伤。她的脖子、头部、下巴和脸部都有抓伤和瘀伤，喉咙和背部有六处刀伤，均为刺伤，由钝器造成。然而，这些都不是致命伤。令人震惊的是，雅拉的真正死因是由于受伤后无法自救，在寒冷的天气中冻死的。
法医还发现，雅拉的肺部有酸橙粉的痕迹，衣服上有铁屑。这些发现为调查提供了新的方向，暗示凶手可能与建筑工地或金属加工场所有关。
更重要的是，法医在雅拉的内裤和紧身裤上发现了不同的DNA样本。这些DNA来自一名男性，警方将其称为"未知一号"(Ignoto Uno)。根据DNA分析，调查人员确定这是一名本地人，有94%的可能性是蓝眼睛。
这一发现让调查团队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相信，只要能找到与这个DNA匹配的人，就能找到杀害雅拉的凶手。然而，意大利当时没有全国性的基因数据库，这意味着即使有了凶手的DNA，也无法直接匹配到具体的人。
面对这一挑战，拉蒂西亚检察官再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计划将小镇附近的每个人的DNA进行检测比对，以找到与"未知一号"匹配的人。当然，这一检测秉持自愿原则，因为真正的凶手是不太可能自愿提供DNA样本的。
令人惊讶的是，由于当地居民都希望尽快破案，总共有约18,000人自愿提供了DNA样本。这一数字几乎覆盖了小镇和周边地区的所有成年男性。调查人员开始逐一比对这些样本，希望能找到匹配的DNA。
然而，经过仔细比对，调查人员发现这18,000人中没有一个人的DNA与"未知一号"完全匹配。这意味着凶手可能没有自愿提供样本，或者他根本就不在这个地区。调查再次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一位调查人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自愿提供DNA的人群中，有一个名叫阿达(Adam)的年轻人的DNA与"未知一号"有50%的吻合度，而且是Y染色体单倍群匹配。这意味着凶手是阿达的父系家族亲属，可能是他的兄弟、父亲或其他男性亲属。
调查人员立即对阿达的家庭成员展开了调查。阿达坦言自己有三个兄弟，但DNA检测结果表明，这三兄弟的DNA与"未知一号"都不是完全吻合。这意味着这三个人都不是凶手，但他们的父亲很可能是凶手的父亲。换句话说，凶手可能是阿达父亲的私生子，也就是阿达的同父异母兄弟。
这一发现为案件带来了新的转机。调查人员现在需要找到阿达父亲可能有的私生子。然而，阿达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这增加了调查的难度。为了寻找线索，调查人员开始调查阿达父亲的生平，特别是他的感情生活和可能的婚外情。
通过调查，他们发现阿达的父亲是一个"花花公子"，与多名女性有过交往。调查人员列出了一份包含532名女性的名单，这些都是阿达父亲生前可能有过关系的人。接下来，他们需要从这些女性中找到可能为阿达父亲生下私生子的人。
这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任务，但调查人员没有放弃。他们逐一联系名单上的女性，询问她们是否与阿达的父亲有过关系，并请求她们提供DNA样本。大多数女性都配合了调查，但也有一些人拒绝合作。
在这些女性中，有一位名叫埃斯特·阿尔祖菲(Ester Arzuffi)的女性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她同意提供DNA样本，没有任何抵触情绪。当她的DNA与"未知一号"的DNA进行比对时，结果令人震惊：完全匹配。这意味着埃斯特是"未知一号"的母亲，而阿达的父亲则是"未知一号"的父亲。
埃斯特随后承认，她确实在多年前与阿达的父亲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并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马西莫·博塞蒂(Massimo Bossetti)，当时34岁，住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埃斯特一直没有告诉马西莫他的生父是谁，而马西莫也一直以为埃斯特的丈夫是他的亲生父亲。
这一发现让调查人员兴奋不已，他们终于找到了"未知一号"的真实身份：马西莫·博塞蒂。接下来，他们需要收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马西莫就是杀害雅拉的凶手。
四、DNA背后的秘密
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后，调查人员开始对马西莫·博塞蒂展开了全面调查。他们首先需要获取马西莫的DNA样本，以确认是否与在雅拉衣物上发现的"未知一号"DNA完全匹配。然而，直接向马西莫索要DNA样本可能会引起他的警觉，导致他销毁证据或逃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调查人员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他们在马西莫居住的小镇附近设置了一个临时的酒驾检查点。当马西莫驾车经过时，警察拦下了他，假装进行例行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警察让马西莫对着酒精测试仪吹气，从而获取了他的唾液样本。
这个唾液样本被迅速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结果很快出来了：马西莫的DNA与在雅拉衣物上发现的"未知一号"DNA完全匹配。这一证据让调查人员确信他们找到了正确的嫌疑人。
2014年6月，马西莫·博塞蒂被正式逮捕，并被指控谋杀雅拉·甘比拉西奥。他被带到警察局接受讯问，但他坚决否认自己与雅拉的死有任何关系。马西莫声称，他甚至不认识雅拉，也不知道自己的DNA为什么会出现在她的衣物上。
面对马西莫的否认，调查人员继续收集证据。他们搜查了马西莫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寻找任何可能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在他的工作场所，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些与雅拉衣物上相同的铁屑，这与法医之前的发现相符。
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马西莫在雅拉失踪前后的行为有些异常。他在雅拉失踪后的几天内突然辞去了工作，并且有一段时间行踪不明。这些行为加深了调查人员对他的怀疑。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马西莫。然而，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得到解答：马西莫为什么要杀害雅拉？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马西莫是如何接近雅拉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调查人员重新审视了整个案件，试图重建雅拉失踪当天的事件经过。根据现有的证据和证人证言，他们提出了以下假设：
雅拉在离开体育中心后，可能遇到了马西莫。马西莫以某种理由说服雅拉跟随他，可能是提供帮助或承诺带她去某个地方。然后，他将雅拉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里袭击了她，造成了她身上的创伤。雅拉可能在受伤后试图逃跑，但最终因伤势过重和寒冷的天气而死亡。
然而，这一假设仍然存在许多漏洞。例如，为什么雅拉会跟随一个陌生人？马西莫是否有前科或暴力倾向？他是否有其他动机？
调查人员对马西莫的背景进行了深入调查。他们发现，马西莫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明显的暴力倾向。他已婚，有两个孩子，平时表现得很正常。这些发现让调查人员更加困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
面对这些未解之谜，调查人员决定将案件提交法庭，相信陪审团会根据现有的证据做出公正的裁决。2015年4月27日，马西莫·博塞蒂的审判在贝加莫市开始。检方指控他犯有谋杀罪，并强调了DNA证据的重要性。
在法庭上，检方展示了雅拉衣物上的DNA证据，以及马西莫的DNA与之完全匹配的科学报告。他们还介绍了调查的整个过程，从发现"未知一号"的DNA到通过亲属关系追踪到马西莫的复杂过程。检方认为，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马西莫就是杀害雅拉的凶手。
然而，马西莫的辩护律师对检方的证据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虽然DNA证据很有说服力，但它并不能直接证明马西莫杀害了雅拉。他们还质疑了调查过程中的一些步骤，例如如何获取马西莫的DNA样本，以及证据链是否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