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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迪出狱后进行了司法调查，前检方证人需要做出很多解释。1987年5月，特雷弗·莫林法官发表了一份长达379页的报告，批评乔伊·库尔、詹姆斯·卡梅伦和审判中其他关键控方证人的调查技巧。他非常重视张伯伦的营员同伴提供的可信说法，并指出："艾沙利亚失踪时和失踪后不久，烧烤区的人们接受了张伯伦夫人的故事，但对她的外表和行为一无所知，这很不寻常。暗示她突然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莫林总结道："我根本不相信张伯伦夫人关于在帐篷附近看到一只野狗的说法是假的"，并且"如果在审判时向委员会提供了证据，主审法官将有义务指示陪审团宣告张伯伦夫妇无罪。"
1988年9月15日，北领地刑事上诉法院一致撤销了对林迪·张伯伦和迈克尔·张伯伦的所有定罪。一个月后，张伯伦家族在埃文代尔学院食堂为受邀嘉宾举办了一场胜利盛宴。张伯伦夫妇邀请的人包括辩方证人和律师、一对女儿被野狗从车上带走的夫妇，以及在他们漫长的磨难中支持他们的记者和政客。
1992年，达尔文刑事上诉法院判定林迪夫妇获得130万澳元（约合599.63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然而，林迪和迈克尔的冤屈并没有因此完全洗清，因为婴儿至今都没有寻获，法官作出的也只是死因不详的裁决。
4.3 最终裁决与历史结论
1995年12月，政府认为艾沙利亚死因不明，且一直没有找到尸体，再次进行调查，但这次调查没有产生新的结果，最后无疾而终。
到了1998年4月，关于野狗不会攻击人类婴儿的说法被彻底击碎。野狗当时攻击了一名13个月大的女婴，并且试图将其拖走。幸好父亲反应及时，向野狗奔去才迫使它放下了受伤的婴儿。在这之后野狗的攻击事件越来越多，光弗雷泽岛上就记录有超过400起野狗攻击人类的事件。人们对野狗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林迪的愤怒已经被对澳洲野狗的恐惧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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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此案终于得到了最高法院的结论。法官最后宣布充分证据证明野狗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攻击性，是野狗杀死了艾沙利亚。2012年6月12日，北领地的首席验尸官伊丽莎白·莫里斯（Elizabeth Morris）在达尔文地方法院说，野狗是32年前致婴儿艾沙利亚失踪并死亡的元凶。
裁判官莫里斯说："1980年8月17日发生的事情是，张伯伦女士把艾沙利亚放入帐篷，一只野狗或者数只野狗进入帐篷，把她拖到其他地方。"她说，作出这一判断的证据"充足、清晰、令人信服且准确"。"确切无误的是，证据显示，在特殊情况下，野狗具有攻击、转移和造成年幼儿童死亡的能力。"
莫里斯在法庭上就艾沙利亚丧生表示哀悼："对你们特别的、挚爱的女儿艾沙利亚的死，请接受我深深的同情。我为你们遭受的损失而遗憾。时间不能消除孩子死亡带来的疼痛和悲伤。"
莫里斯宣布艾沙利亚死因后，林迪眼含泪水，面露微笑，"这个故事结束了，我们感到轻松和高兴"。她说："澳大利亚不能再说野狗不危险，说它只会在受到挑衅时发动袭击。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国度。我们呼吁所有澳大利亚人警惕，并采取适当预防措施。"
迈克尔说，他申请启动第四轮调查时一度遭拒绝。"这是一场可怕的战斗，一些时候让人苦涩，但现在，终于可以让我们的女儿安息。这场找寻司法真理的征战花费太长时间，"他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只要真理在你一边，即便在你觉得失去一切时，你依旧可以收获公正。"
五、科学证据的重新审视：案件中的争议焦点
5.1 血迹检测的争议
在林迪·张伯伦的案件中，血迹检测是一个关键的争议点。检方声称在张伯伦家的汽车中发现了大量的婴儿血迹，特别是在司机座位的脚刹上方发现了疑似动脉喷溅的血迹。这些血迹被认为是证明林迪杀害女儿的重要证据。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些血迹检测结果受到了质疑。澳大利亚农业部的实验室技术员朱莉·弗赖伊（Julie Fry）指出，邻位联甲苯胺测试（血迹检测的一种方法）只能揭示过氧化物酶反应，除了血液之外，奶或蔬菜等很多物质都会发生这种反应。如果不作进一步测试，根本就不能得出样品里存在人血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纽卡斯尔大学生物科学系主任巴里·贝彻教授（Barry Boettcher）的研究表明，库尔的试验之所以会产生普遍的过氧化物酶反应的结果，很可能是因为张伯伦家的汽车上覆盖着一层含有铜金属的细微颗粒。贝彻教授使用邻位联甲苯胺试剂对该地区进行了一些随机的测试。他测试了一把房门的钥匙、一辆汽车的门把、一辆面包车、一粒来自伊萨山矿井停车场的石子、一块刚刚擦洗过停放在伊萨山的汽车的油鞣革以及取自路边的尘土样本。每个样本都立即产生了与血液反应相同的阳性反应。
这些测试结果足以使人们对林迪·张伯伦的有罪判决产生严重的怀疑，因为针对林迪的最致命的证据就是车中的那些据说是血液的痕迹。最终，在1988年的调查中，法庭确认这些血迹检测结果不可靠，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5.2 衣物损伤分析的争议
另一个关键的争议点是艾沙利亚衣物上的损伤痕迹。检方的专家证人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声称，这些损伤不是野狗造成的，而是由锋利的工具如剪刀或刀子造成的。他指出，连衣裤上的痕迹是流畅的V字形，而野狗的咬痕应该是不规则的。
然而，辩护方的专家莱斯·史密斯（Les Smith）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挑战了这一结论。他用自己的宠物狗——一只名叫苏茜的科里牧羊犬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测试狗的牙齿是否能在织物上留下类似艾沙利亚衣物上的痕迹。史密斯不断向苏茜投喂包裹在毛巾布内的肉块，并且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实验的结果。这些结果表明，有时苏茜的牙齿会撕裂这块布，有时它会很干净利落地咬穿织物，从而在其上面留下那些让公诉方的科学家认定林迪有罪的清晰的切割口。
1984年9月，史密斯被允许接触艾沙利亚的连衫裤。连衫裤上的破损处与他用狗所作试验中那块织物上的破损是如此相似，史密斯不明白为何公诉方的专家会声称连衫裤的破损是剪刀造成的。
此外，史密斯还检查了从艾沙利亚衣服上找到的动物毛发。维多利亚自然保护部的汉斯·布伦纳（Hans Brunner）使用显微镜对取自那件连衫裤的两个样本进行检查，发现了6根犬类的毛、2根人类毛发和1根无法确认的纤维。布伦纳说，毫无疑问，那些犬类的毛来自澳洲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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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科学证据最终推翻了检方关于衣物损伤的结论，证明艾沙利亚的衣物损伤确实可能是由野狗造成的。
5.3 汽车内血迹的重新鉴定
检方在张伯伦家的汽车中发现了大量"血迹"，特别是在司机座位的脚刹上方发现了疑似动脉喷溅的血迹，这被认为是证明林迪在车内杀害女儿的关键证据。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些血迹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
调查人员发现，汽车内所谓的"血迹"实际上是汽车出厂时喷的隔音涂料和铜粉。史密斯检查了40辆与张伯伦夫妇的汽车型号相同的汽车，发现其中至少有5辆车在其搁脚空间的顶棚上显示几乎相同的喷射状痕迹。公诉方的科学家曾认为的血液喷射造成的那些痕迹，实际上是用高压注入车轮拱罩的消音材料的残留物。这些残留物从汽车底板上的一个很小的排水孔喷到了搁脚空间上方的顶棚上。
对喷射到车轮拱罩和底板上的喷涂材料的化学分析显示，这是通用汽车公司在其"霍尔敦"牌汽车上所使用的一种名叫"杜菲克斯hn1081"的充满沙子的消音材料。这5辆汽车以及张伯伦家的那辆车都显示了相同的喷射角度，并且都有相同的排水孔。这些发现彻底推翻了检方关于车内血迹的结论，证明这些所谓的"血迹"与艾沙利亚的死亡无关。
六、案件的深远影响与反思
6.1 司法公正与科学证据的教训
林迪·张伯伦的案件是澳大利亚司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它揭示了在刑事案件中科学证据的重要性，以及科学证据被错误应用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这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检方过度依赖有缺陷的科学证据，导致了对无辜者的错误定罪。
这起案件的最终翻案，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后来进行的更科学、更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它提醒我们，科学证据必须经过严格的验证和同行评议，不能仅仅因为是"专家意见"就被盲目接受。同时，司法系统也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机制，以确保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的科学证据。
这起案件还揭示了媒体审判和公众舆论对司法公正的潜在影响。林迪·张伯伦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被预先定罪，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团的判断。这提醒我们，在刑事案件中，司法程序应当独立于媒体和公众舆论，以确保公正的审判。
6.2 野狗行为的重新认识
这起案件也改变了澳大利亚人对野狗的认识。在案件发生初期，人们普遍认为野狗不会攻击人类，特别是不会攻击婴儿。然而，随着后来的一系列野狗攻击事件的发生，人们对野狗的行为有了新的认识。
1998年的野狗攻击事件证明，野狗确实有能力攻击并带走幼儿，甚至造成儿童死亡。这一认识的转变导致了澳大利亚政府对野狗管理政策的调整，加强了对野狗的控制，特别是在旅游区和露营地附近。
林迪·张伯伦本人也成为了野狗危险性的积极宣传者。她呼吁澳大利亚人警惕野狗的危险，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她的努力帮助提高了公众对野狗危险性的认识，促进了相关安全措施的实施。
6.3 一个母亲的坚韧与正义的最终胜利
林迪·张伯伦的案件是一个关于坚持和正义的故事。在被错误定罪并监禁三年多后，林迪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她经历了媒体的诽谤、公众的误解和司法系统的不公，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清白，并最终获得了平反。
这起案件的最终裁决，不仅为林迪·张伯伦洗清了冤屈，也为她的女儿艾沙利亚讨回了公道。经过32年的漫长等待，艾沙利亚的死亡证明终于被更正为"野狗袭击致死"，林迪也终于得到了迟到的正义。
林迪·张伯伦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坚持和最终胜利的故事。它提醒我们，尽管正义可能会迟到，但只要我们坚持追求真相，正义最终会到来。正如林迪所说："这场为了解艾沙利亚死亡原因的法律真相而进行的斗争花了太长时间。"但她也表示，"当你认为一切都失去了时，你就能得到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