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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调查也发现了一些矛盾之处。尽管恩斯特伦在现场的服饰和体型与警方持有的嫌疑人画像部分相符，但没有目击者证明枪响后恩斯特伦在现场周边出现。同时，警方试射了一把恩斯特伦遗留下来的大口径马格南左轮手枪，发现其弹道特征并不符合警方此前的调查结果。
五、案件的终结：真相还是未解之谜？
5.1 调查的正式终结
2020年6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检方宣布结束前首相帕尔梅遇刺案调查。案件首席检察官克里斯特·彼得森（Krister Petersson）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过34年的调查，所有证据都指向2000年已死亡的斯蒂格·恩斯特伦是凶手，但由于他已死亡，无法对其提起诉讼，因此决定结案。
彼得森检察官强调，恩斯特伦有从军经历，是一家射击俱乐部成员，经常加班又酗酒，当时在附近的斯堪迪亚保险公司工作，非常不喜欢帕尔梅及其政策主张。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恩斯特伦成为了最有可能的嫌疑人。
然而，检察官也承认，调查中仍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例如，无法确定恩斯特伦是否单独作案，是否有同伙或幕后指使者。此外，凶器始终没有找到，这成为了案件调查中的一大遗憾。
5.2 各方反应与争议
检方宣布结案后，各方反应不一。帕尔梅之子马腾告诉瑞典广播电台："我也认为恩斯特罗姆是凶手。"这表明帕尔梅家属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一调查结果。
然而，恩斯特伦的亲友和邻居们则表示强烈反对。恩斯特伦的儿时朋友奥莱·马德布林克（Olle Madebrink）表示无法相信他的朋友是凶手："他没有能力杀人。"邻居斯滕·菲尔克纳（Sten Fylkner）也表示，他希望检察官出具更详细的证据，例如带有DNA痕迹的武器，但案宗缺乏这些技术证据，这使他感到惊讶。
瑞典现任首相斯蒂芬·勒文（Stefan L?fve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理解调查人员已尽最大努力，但也指出："100%完全无误的定罪当然是最好的。"这一表态反映了官方对这一调查结果的谨慎接受。
犯罪学家和资深记者Leif GW Persson则认为，无法通过完全指证来结束对帕尔梅的调查。他指出，这一决定对于阴谋论者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句号，必须寻找一名非常接近的"替死鬼"来应对首席检察官的判决。
5.3 阴谋论的持续存在
尽管官方已宣布结案，但关于帕尔梅遇刺案的各种阴谋论仍在瑞典社会流传。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包括：
1.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参与说：1996年，南非前警官德考克（De Kock）向当地法院表示，他有证据证明当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情报机关策划了对帕尔梅的暗杀，目的是阻止帕尔梅政府继续给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提供资金支持。
2. 美国中情局介入说：帕尔梅强烈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在1972年将美国对北越的轰炸与二战期间的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这促使华盛顿和斯德哥尔摩之间的关系一度冻结。一些人认为，美国可能因此怀恨在心，策划了暗杀行动。
3. 苏联克格勃阴谋说：帕尔梅曾强烈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这使他成为苏联的眼中钉。一些人认为，苏联情报机构可能参与了暗杀行动。
4. 瑞典右翼极端分子说：另一种推断是，帕尔梅死于瑞典境内右翼极端分子之手，怀疑参与暗杀的一名男子是瑞典雇佣兵贝尔蒂尔·韦丁（Bertil Wedin）。
这些阴谋论的存在，反映了瑞典民众对这一案件的持续关注和对官方调查结果的部分不信任。尽管检方已宣布结案，但许多人仍然认为，帕尔梅遇刺案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政治阴谋。
六、奥洛夫·帕尔梅的政治遗产与遇刺影响
6.1 帕尔梅的政治理念与成就
奥洛夫·帕尔梅（1927-1986）是瑞典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首相之一。他于1969年首次当选首相，之后在1982年再次当选，直至1986年遇刺身亡。在他的领导下，瑞典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帕尔梅继承、发展了瑞典社民党历史悠久的左派政治主张，本人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无论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当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后，他都予以强烈抨击；同时，他也坚决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为。
在内政方面，帕尔梅推行全民高福利政策，缩小贫富分化，抑制大财团势力。1974年，他的政府通过了《就业保障法》，1976年又通过了《工作场所共同决定法案》，前者规定了雇主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任意解职员工，后者则赋予了工人在企业决策中的话语权。
帕尔梅还尝试推进更为激进的经济改革，包括建立公有制和让工人参与工厂的管理。虽然这些改革最终没有完全实现，但它们奠定了瑞典今天着名的高税收高福利模式的基础。
在国际舞台上，帕尔梅是一位积极的和平倡导者。1979年，他被选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1980年，他被联合国秘书长委任为调停两伊战争的特使。这些经历使他成为国际社会中备受尊敬的和平使者。
6.2 帕尔梅遇刺对瑞典社会的冲击
帕尔梅遇刺不仅是瑞典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对整个瑞典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起谋杀案打破了瑞典自1792年以来没有政治暗杀的历史，动摇了瑞典人对社会安全和稳定的信心。
瑞典民族学家乔纳斯·英格曼（Jonas Engman）回忆道："你总是能在街上看到他（帕尔梅）。如果你碰见了帕尔梅，你可以随意向他搭话，因为他总是给予人亲切感。"这种亲民形象使帕尔梅成为瑞典人心目中理想政治家的代表，他的遇刺让整个国家陷入了集体悲痛和困惑。
一位瑞典人回忆："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就是父母在餐桌上讨论谁杀死了帕尔梅。我很难解释这件事（指帕尔梅被刺）在瑞典人的心中留下多深的伤疤。"这句话反映了帕尔梅遇刺对瑞典社会心理的深远影响。
帕尔梅遇刺案也对瑞典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影响。在此之后，瑞典政治人物的安保措施明显加强，政治活动的安全性成为了重要考量。这种变化虽然提高了政治人物的安全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拉开了政治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
6.3 帕尔梅遇刺案的文化影响
帕尔梅遇刺案的神秘性和政治背景，使其成为了瑞典文化创作的重要题材。这起案件激发了瑞典人关于电影、戏剧和音乐创作的灵感。有人甚至认为，斯堪的纳维亚犯罪小说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畅销，与帕尔梅遇刺案引发的对犯罪和悬疑题材的关注有关。
2021年，由奈飞公司出品的电视剧《意料之外的杀手》（The Unlikely Murderer）上线，该片以记者托马斯·彼得森的调查为基础，重新审视了这起尘封多年的谋杀案。这部电视剧的推出，再次将帕尔梅遇刺案带入公众视野，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和猜测。
帕尔梅遇刺案还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对象。许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犯罪学家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深入分析，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案件的真相和背后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事件，也为研究政治暗杀和社会反应提供了重要案例。
七、未解之谜：真相究竟如何？
7.1 关键证据的缺失
帕尔梅遇刺案虽然已经官方宣布结案，但案件中仍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证据的缺失，尤其是凶器的下落。
调查人员始终未能找到杀害帕尔梅的凶器——一把.357口径的马格南左轮手枪。这一关键物证的缺失，使得无法通过弹道比对来确凿证明恩斯特伦或其他嫌疑人与案件的直接关联。
此外，警方在案件调查初期未能妥善保护犯罪现场，导致许多潜在证据被破坏。例如，一颗关键子弹直到案发几天后才被一名路人发现。这种证据收集和保护的不力，为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巨大障碍。
7.2 动机的复杂性
即使我们接受恩斯特伦是凶手的结论，他的动机仍然存在疑问。恩斯特伦作为一名普通的平面设计师，为何会对首相产生如此强烈的仇恨，以至于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实施暗杀？
检方认为，恩斯特伦对帕尔梅的政治主张不满，加上个人经济困难和酗酒问题，可能导致了极端行为。然而，这种解释在许多人看来过于简单，难以解释为何一个普通人会选择暗杀首相这样极端的行为。
一些阴谋论者认为，恩斯特伦可能只是一个替罪羊，真正的幕后黑手另有其人。他们指出，恩斯特伦在2000年自杀身亡，恰好为案件画上了一个无法继续追查的句号。这种说法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也反映了人们对案件真相的持续怀疑。
7.3 调查过程的质疑
帕尔梅遇刺案的调查过程也引发了许多质疑。首先，警方初期将调查重点错误地指向库尔德工人党，浪费了大量时间和资源。其次，彼得松被错误定罪又被释放的过程，显示了调查和司法程序中存在的漏洞。
此外，案件调查负责人频繁更换，也影响了调查的连续性和效率。从1986年到2020年，案件的首席调查员多次更换，每位调查员都可能带来不同的调查方向和重点，这可能导致一些重要线索被忽视或搁置。
最后，检方在结案时未能提供确凿的科学证据，如DNA或弹道匹配，这使得许多人对调查结果持保留态度。尽管检察官克里斯特·彼得森表示"所有证据都指向恩斯特伦"，但这种缺乏直接物证的结论难以完全服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