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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杀手的消失
审讯结束两天之后，斯维尼回到了他之前常去的桑德斯基退伍军人医院。从那天起直到他死，斯维尼一直在全美各家医院之间辗转。在那里他接受疗养，但不是作为囚犯，随时随地都能自由出入。
令人惊讶的是，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斯维尼始终孜孜不倦地给内斯寄明信片。1955年10月，斯维尼住进了代顿市退伍军人医院，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10年。
究竟斯维尼是不是真凶？秘密审讯结束后又发生了些什么？为什么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到底他那个议员堂兄有没有插手此案？时隔多年，这些问题再也找不到答案。
检察官最终没有针对斯维尼提出控诉，而克利夫兰的连环杀手，似乎也在1938年之后，人间蒸发了。调查依然继续，但始终收效甚微。1939年，警方曾逮捕一个名叫弗兰克·多列热(Frank Dolezel)的人，控告他与连环谋杀案的其中两起有关，但此人没等到开庭便死在狱中。追凶到此为止，所有线索全部中断。
官方认定的受害者一共12名，虽然还有证据表明人数应该更多——也许他们，是除了凶手之外，唯一了解事情真相的人。
七、真相究竟如何？
克利夫兰无头谋杀案至今仍是美国犯罪史上的一个谜。尽管有大量的调查和推测，但没有人能确定地指出谁是真正的"河岸屠夫"。
斯维尼作为主要嫌疑人，有许多符合凶手特征的地方：他有医学背景，能精准地解剖尸体；精神状况不稳定，有暴力倾向；测谎没通过，内斯始终怀疑他是凶手；而他在被收治后，案件骤然中止。然而，缺乏直接证据使得这个案件无法得到最终结论。
其他猜测也层出不穷：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某个地下组织或团体行为；也有心理学家分析认为凶手可能把杀人当作对社会不公的惩罚；更有阴谋论者称案件被掩盖是因为涉及政治高层或医学界黑幕。甚至有传闻称河岸屠夫后来转移作案，在别的州或国家继续杀戮……但这些都没有确凿证据。
这起案件对后来的刑侦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鼓励加强法医技术，引发了对精神疾病与暴力倾向的研究，推动了对无家可归者的社会关怀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4年，库亚霍加县法医办公室与DNA Doe项目合作，开始尝试通过调查性基因谱系学来识别一些受害者。他们已经挖掘出两具尸体，其中一具被称为"纹身男人"，是凶手"最着名的受害者"。这一努力为这个近百年的悬案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科技的进步能帮助我们揭开这个谜团的最后一层面纱。
八、城市伤疤与集体记忆
金斯伯里河岸地区在案件结束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曾经的贫民窟被清理，工业污染得到治理，这片土地逐渐被重新开发。1954年，一位年轻的城市规划师艾伦·雅各布斯(Allan Jacobs)被要求在金斯伯里河岸设计一个公共住房项目，名为"花园谷"(Garden Valley)。这个项目旨在创造一个现代、干净、混合用途、种族和经济融合的社区，成为"整个克利夫兰的模范社区"。
然而，这个项目的选址本身就充满了讽刺意味，因为它正是建立在曾经发生过可怕谋杀案的土地上。尽管有良好的意图和大量的资源投入，"花园谷"在建成后不久就被认为是破败和不受欢迎的，这一坏名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直到今天这片地区仍在努力摆脱这一阴影。
克利夫兰无头谋杀案已经成为了美国犯罪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小说。2011年，一部名为《湖畔》(Lakeside)的学生电影就是基于这一真实事件改编的。这些文艺作品不仅娱乐了大众，也让人们不断回顾和反思这一未解之谜。
对于克利夫兰市来说，河岸屠夫的恐怖统治是这座城市历史上的一道深深的伤疤。它提醒人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的邪恶也可能隐藏在看似正常的外表之下。同时，它也展示了人类面对恐惧和不确定性时的韧性和决心，以及对真相和正义的不懈追求。
九、河岸屠夫的内心世界
虽然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河岸屠夫的真实身份，但通过对案件细节和已知信息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勾勒出这位连环杀手的心理画像。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这一特定案件，也能为研究连环杀手的心理动机提供有价值的洞察。
首先，河岸屠夫的作案手法显示出他对解剖学的精通。每一次谋杀都表现出精准的切割和肢解技巧，这表明凶手可能有医学背景，如医生、屠夫或解剖学教师。这种专业知识不仅让他能够高效地处理尸体，也可能成为他选择这种特殊作案方式的原因之一——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
其次，凶手选择的受害者主要是社会边缘人：流浪汉、妓女、精神病患者等。这些人往往不被社会重视，失踪后也不容易引起注意。这种选择反映了凶手对社会的蔑视和控制欲望，他可能认为这些人不值得活在世上，或者通过杀害他们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
第三，凶手在某些案件中表现出明显的仪式化行为，如斩首、切除生殖器、焚烧尸体等。这些行为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可能代表着凶手内心深处的某种心理需求或未解决的冲突。例如，斩首可能象征着对受害者的完全控制，切除生殖器可能与性挫折或对性的扭曲看法有关。
第四，凶手在后期开始公然向警方挑衅，如将无头女尸抛弃在治安官办公室的窗户对面。这种行为表明凶手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甚至可能渴望被认可为一个"伟大"的杀手。同时，这也反映出他对权威的蔑视和挑战欲望。
第五，凶手在1938年后突然停止作案，这一行为模式与许多连环杀手不同。通常，连环杀手的杀人欲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而非减弱。这可能意味着凶手遇到了某种重大的生活变化，如生病、搬迁、入狱或死亡，也可能表明他通过某种方式满足了自己的心理需求，不再需要通过杀人来获得满足。
最后，关于斯维尼的心理状态，有证据表明他可能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或躁郁症。酗酒可能加剧了他的精神问题，导致他的行为变得更加不稳定和暴力。然而，即使在他最不稳定的时期，他仍然能够保持足够的控制力来策划和实施复杂的谋杀，这表明他的精神疾病可能是间歇性的或具有特定的触发因素。
十、现代DNA技术的介入
在河岸屠夫案件发生近一个世纪后的2024年，现代科技为这个尘封已久的谜团带来了新的希望。库亚霍加县法医办公室与非营利组织DNA Doe项目合作，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通过先进的基因技术来识别那些在案件中未能确认身份的受害者。
这一努力的第一步是挖掘那些无名受害者的遗体。据报道，目前已经有两具尸体被挖掘出来，其中最着名的是"纹身男人"，他的尸体上有明显的纹身，这在当时的调查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纹身可能是识别他身份的关键线索，但在1930年代的技术条件下，警方无法利用这一特征找到他的家人或朋友。
DNA Doe项目使用的是一种称为"调查性基因谱系学"(investigative genetic genealogy)的技术，这种技术通过将未知个体的DNA与已知的基因数据库进行比对，寻找可能的亲属关系，从而构建家族树，最终确定个体的身份。这种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多个陈年旧案的侦破，包括一些几十年前的谋杀案和失踪人口案件。
这一技术的应用为克利夫兰无头谋杀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能够成功识别更多的受害者，可能会发现新的线索，甚至可能通过受害者之间的联系推断出凶手的身份或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努力不仅是为了破案，也是对那些无名受害者的尊重。正如库亚霍加县首席法医托马斯·吉尔森(Thomas Gilson)博士所说："这些人在死后被剥夺了身份，我们有责任为他们找回尊严。"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是最古老的悬案也有可能在未来得到解决。克利夫兰无头谋杀案或许最终会在科学的光芒下揭开它最后的神秘面纱，为那些逝去的灵魂带来迟到的正义。
